來源：《西域研究》2023年第3期
“簡紙過渡”時代的衣物疏
——從新刊布的吐魯番出土最早的
衣物疏談起
何亦凡
2006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605號墓出土一件紙質衣物疏，《前涼咸安五年（375）隗田英隨葬衣物疏》（編號06TAM605:22，以下簡稱為《隗田英衣物疏》），是迄今所見吐魯番地區(qū)出土的最早衣物疏。文書橫35.6、縱24厘米，左側殘。[1]但簡報及其后發(fā)表的發(fā)掘報告沒有公布此件衣物疏的圖版和釋文，所以這件衣物疏并未在學界引起重視。[2]直到2022年，朱雷先生在《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中刊布此件衣物疏的清晰圖版，并給出釋文，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3]
衣物疏的主要功能是條記隨葬品，簡牘形制者多稱“遣冊”或“遣策”，兩漢之際，出現題名“衣物疏”或“衣疏”，后世因襲。魏晉以及其后的不短時間里，即本文所欲詳論的“簡紙過渡”時代，衣物疏的載體由木牘逐漸變?yōu)榧垙垺?/span>[4]關于各個時代的衣物疏研究，前人已有豐厚的積累。[5]但寡見所及，學界對于衣物疏所反映的“簡紙過渡”時代的書式少有措意。大體而言，衣物疏書式較為固定。[6]本文以長時段的視角，打破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書寫載體界限，對“簡紙過渡”時代的寫本做整體性考察。
從書式上看，《隗田英衣物疏》分上下兩欄條記隨葬品，中有小字補寫，末尾通欄書寫尾題，尾題處破損。（圖1）據圖版并參考朱雷先生釋文，錄文如下。
圖1 前涼咸安五年（375）隗田英隨葬衣物疏（紙質）
1 故絳結發(fā)二枚
2 故紫結發(fā)一枚
3 故絳緋結發(fā)二枚
4 故紺綪結發(fā)一枚
5 故紺綪結[7]一枚
6 故銀叉四枚
7 故
8 故兩耳真珠二枚
9 故珊瑚二枚
10 故虎瑰[8]（魄）一枚
11 故銀釧一具
12 故銀環(huán)三指
13 故彩覆面二枚
14 故平絓二丈五綿自副
15 故紺綪尖二枚
16 故綠彩審（枕）一枚
17 故絓衫一領
18 故白縺衫一領
19 故錦兩當[9]一領
20 故鏡粉絮自副
21 故紫襦一領
22 故懷
23 餅自副
24 故白縺小裈一立
25 故白縺大裈一立
26 故緋袴一立
27 故白縺單帬（裙）一立
28 故緋碧帬一立
29 故絓襪一具
30 故五色絲
31 故白縺手抓囊一枚
32 故白縺腳抓囊一枚
33 故黃金十斤
34 故兔豪（毫）百束
35 故雜色百匹
36 故綿廿斤
37 故手絲一兩
38 故同（銅）錢二枚
39 故蹹臼囊一枚
40 故緞被一領
41 故麤[10]細針絲綿縷自副
42 咸安五年[11]三月十八日大女[12]蓴□士隗田英薄命早終謹條時隨身物數，人不得
43 莫（冒）名。若莫名，□□黃金千兩涂地（下殘）時知見左清龍，右白虎，前□□，后□□[[13]
44 □純？ □□
（后缺）
第42行“大女”后，朱雷先生釋讀出“蓴□士”三字，并注曰：“此處有殘損，更因書寫有訛脫倒誤之處，似不可解。今以此與吐魯番文物局發(fā)掘之04TAM408:17《蓴鐘妻令狐阿婢隨葬衣物疏》等比對，應是'蓴□士妻大女隗田英’?！?/span>[14]《蓴鐘妻令狐阿婢隨葬衣物疏》2004年出土于阿斯塔那西區(qū)408號墓，無紀年，出自前涼高昌郡時期（圖2）。文末記：“右蓴鐘妻令狐阿婢隨身雜衣物凡種?！?/span>[15]2006年發(fā)掘了603墓，整理者認為603墓和605墓兩墓相距較近，僅有10米左右，可能是屬于同一塋區(qū)的墓葬，年代均屬于前涼統(tǒng)治的高昌郡時期。605號墓北緊鄰408號墓，兩者年代應相距不遠。這兩座墓葬出土的衣物疏都記錄是蓴氏家人墓葬，可能是蓴氏家族的塋地。[16]由此，408、603、605號墓被聯系起來，都被認為是蓴氏家族墓葬，所以隗田英被認為是“蓴某士”之妻。詳查《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所附衣物疏圖版，此處破損，“大女”二字可識，“蓴”字殘，無“妻”字，或是漏寫。
圖2 蓴鐘妻令狐阿婢隨葬衣物疏(紙質)[17]
“隗”和“蓴”都是當時吐魯番地區(qū)的大姓，吐魯番出土文書保留了很多這兩個家族成員的活動痕跡，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隗仁，其早年追隨沮渠氏，并被沮渠蒙遜任命為高昌太守。[18]隗田英的生活年代大約與隗仁有交叉。從衣物疏記錄的隨葬品及其墓室壁畫中可以看出，隗田英生活在一個富庶之家。[19]
從衣物疏的署名習慣和傳統(tǒng)看，《隗田英衣物疏》的署名方式較為特殊。據簡報記錄出土《隗田英衣物疏》的605號墓室有一位男性、一位女性。[20]女性當是隗田英，而男性應是她的丈夫，所以隗田英是嫁入蓴姓的已婚女性，又被稱作“大女”。同時代衣物疏中描述已婚女性有幾種方式，冠以夫名但無妻名者，如吐魯番出土西涼建初十四年（418）衣物疏63TAM1:11，記為“韓渠妻”。[21]或夫姓名＋妻姓，如75TKM96:15“宋泮故妻翟氏”。[22]或夫姓名＋妻姓名，如美國伊利諾伊州麥克林氏收藏的前涼和平二年（355）木牘衣物疏，末題“姑臧陰漢妻郭富貴”。[23]還有甘肅玉門畢家灘出土西涼庚子四年（403）木牘衣物疏，尾題“田氏家婦呂皇女”。[24]《隗田英衣物疏》亦完整地記錄了女主人的名字，類似的情況又見于另一位吐魯番隗姓女子，75TKM96:17北涼真興七年（425）衣物疏的署名是“宋泮故妻隗儀容”，[25]但沒有稱“大女”。吐魯番出土的兩件隗氏婦女的衣物疏記錄完整姓名，或許是隗姓家族在高昌地位較高的體現。
已婚的隗田英還被稱為“大女”，反映出漢唐間“大女”概念的變化。在吐魯番出土的唐代戶口賦役資料中，“大女”是一種并不少見的稱呼，“大女當戶”更是作為唐代戶口管理的特色為學界熟知。鄧小南先生曾專論“大女”的概念，認為唐代吐魯番經濟文書中的“大女”通常是指作為戶主的寡婦或單身女性，也有一些可能是替代外出服役的丈夫或兒子而臨時作為戶主的。手實、戶籍中的“大女”是成年（年入“中女”以上）女性。[26]簡言之，唐代的“大女”主要指成年單身女性。從605號墓出土遺物及衣物疏的記載情況看，隗田英顯然不是唐代的“大女”。
漢代人口登記中的“大女”一般是指十五歲以上的女性，常見的是“妻大女”“母大女”。[27]漢代的“大女”是年齡概念，與是否婚嫁沒有直接關系，這一概念后世依舊沿用?！稌x書》載：“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后三婦自殺，論朱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span>[28]劉朱顯然是已婚女子，至少有三任兒媳，也被稱為“大女”?！囤筇镉⒁挛锸琛酚玫摹按笈币辉~顯然是承襲了漢代以來的傳統(tǒng)。
具體到西北地區(qū)與之時代相近的衣物疏，“大女”一詞的使用并不少見，實例如下?！稌x建興五年（317）夏侯妙妙衣物疏》，出土于甘肅張掖高臺縣駱駝城周邊古墓，木牘，屬于前涼張寔時期，背面題寫衣物疏主人為“大女夏侯妙妙”。[29]甘肅玉門金雞梁十六國墓葬出土木牘衣物疏（M5:17），年代為前涼升平六年（362），背面題寫衣物疏主人為“大女趙年”，同墓出土的棺擋板上還有“升平六年九月五日大男趙□”字樣。[30]甘肅玉門畢家灘十六國時期墓葬M37出土了《前涼升平廿二年（378）趙宜衣物疏》，木牘，背面題寫“大女趙宜”。[31]橘瑞超1912年于吐魯番挖獲《前秦建元二十二年（386）劉弘妃隨葬衣物疏》，紙質，末尾題寫“大女劉弘妃”。[32]如上所見，時代相近的衣物疏如果用“大女”一詞，則是大女＋女性姓名的署名方式。[33]但并未見“大女”與丈夫姓名同時出現的情況，這也體現了《隗田英衣物疏》署名的特殊性。
綜上，《隗田英衣物疏》中，大女＋夫姓名＋妻姓名的記錄為中國古代衣物疏署名方式提供了新樣例。前涼承襲漢晉傳統(tǒng)，稱成年女性為“大女”，與婚姻狀況沒有直接關聯，這與唐代有所不同。
《隗田英衣物疏》是中國“簡紙過渡”時代的鮮活標本。關于衣物疏的形制和書式，學界雖有關注，但總體而言，尚未將其納入“簡紙過渡”的研究視角。[34]本文要討論的，不是衣物疏的文字內容，而是書寫載體的變化對書式的影響，以及不同載體下文本是如何轉移的。
漢代以前的隨葬品記錄主要是遣冊，書寫于簡或牘，簡多編聯。主要有曾侯乙墓戰(zhàn)國喪葬簡、仰天湖戰(zhàn)國楚墓遣冊、天星觀戰(zhàn)國楚墓遣冊、嚴倉戰(zhàn)國楚墓遣冊、馬王堆漢墓遣冊、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遣冊、鳳凰山漢墓遣冊。分欄是簡的書寫方式之一，但多數遣冊簡是一簡記一項內容，豎書過程中，文字之間沒有明顯的分隔痕跡。然而也有少數例外的情況，如嚴倉1號楚墓遣冊，據整理者介紹，遣冊共364枚有字簡，契口處沒有文字，契口上下文字間距較大的現象較多，有時靠近契口的地方還有字距較密的現象，應為避讓編繩所致。[35]還有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遣冊竹簡41枚，可識別文字者，多分為兩欄或三欄書寫。[36]值得注意的是遣冊中的小結牘。將隨葬品的種類和數量寫于木牘，是對記錄單項隨葬品的簡的總結和統(tǒng)計，多數小結簡或小結牘會在頂端畫一橫道，以作標識。例如，長沙馬王堆3號墓中的21號遣冊就是小結牘，分三欄書寫，內容是：“右方男子明童，凡六百七十人。其十五人吏，九人宦者，二人偶人，四人擊鼓、鐃、鐸，百九十六人從，三百人卒，百五十人奴?！?/span>[37]相似書式的小結牘又見于39號（分二欄）、53號（分三欄）、87號（分二欄）等。[38]牘較簡更寬，書寫面積擴大，書寫時就可以分欄，每欄數行。遣冊中小結牘的書式對后世木牘衣物疏具有直接影響。
木牘成為衣物疏主要書寫載體之后，其重要特色是分欄。每件木牘雖然尺寸有別，但縱向長度多與簡的長度相近。木牘縱向長，橫向短，所以分欄對于條記隨葬品尤為重要，常見3至5個分欄。一面書寫不下時會在背面繼續(xù)分欄書寫。欄數多寡取決于隨葬品數目和木牘橫向的寬度。
關于木牘衣物疏的分欄情況，茲舉以下實例。江陵高臺M18出土的西漢前期木牘遣冊，分2欄。[39]湖北云夢大墳頭M1出土西漢遣冊，正面4欄，背面3欄，且每欄間隔較大。[40]更多的分欄則見于西漢《西郭寶衣物疏》，正面5欄，背面3欄，每欄間隔明顯，排列整齊。[41]江蘇連云港海州西漢墓出土的《凌惠平衣物疏》正面4欄，背面1欄，每欄間隔較大。（圖3）[42]武威新華鄉(xiāng)出土青龍四年（236）《左長衣物疏》，正面4欄，每欄之間間隔明顯。[43]南昌出土的東晉《吳應衣物疏》，分3欄，每欄間隔較大。[44]木牘衣物疏的分欄不僅為了書寫清晰、美觀，還是為了清點方便，所以每欄下方預留空白間隔，用以勾畫。勾畫痕跡十分明顯的是西漢中晚期侍其墓出土遣冊，正面3欄，背面模糊不識，每欄間隔較大，每條隨葬品下有粗筆勾畫。[45]尹灣六號墓出土的西漢晚期木牘，首題“君兄衣物疏”，雙面墨書，正面4欄，背面3欄，每欄間隔較大，有粗筆勾畫痕跡。[46]（圖4）衣物疏分欄書寫是常態(tài)，但也有例外的情況，江蘇儀征胥浦101號西漢墓出土的木牘衣物疏，單面通欄書寫。[47]這或許是因為木牘過窄，只有3厘米。
圖3(左) 凌惠平衣物疏（木牘正面）[48]
圖4(右) 君兄衣物疏（木牘正面）[49]
十六國時期的河西木牘衣物疏大體還保留了分欄書寫的傳統(tǒng)，尤以甘肅玉門畢家灘出土的幾件較為典型。與《隗田英衣物疏》同年的《前涼咸安五年（375）缺名衣物疏》，正面4欄，背面3欄。《前涼升平廿二年（378）趙宜衣物疏》，正面4欄，背面續(xù)寫隨葬品3欄?！肚扒亟ㄔ辏?80）朱少仲衣物疏》，正面3欄，背面通欄書寫尾題?！逗鬀鲼爰纹吣辏?95）缺名衣物疏》，正面4欄，背面通欄書寫尾題?！段鳑龈铀哪辏?03）呂皇女衣物疏》，正面5欄，背面續(xù)寫4欄，左側通欄書尾題。[50]通欄書寫尾題的書式是此時木牘衣物疏的新特點，這一書式亦保留到了紙質衣物疏時代。
進入簡紙交替使用的時代，木牘衣物疏仍分欄書寫，但每欄之間的間隔縮小，或分欄不明顯。早在東漢早期，就有這樣的實例。新近刊布的《杜南子衣物疏》出土于甘肅臨澤化音漢墓，分欄就不明顯。[51]張掖高臺駱駝城前涼墓葬出土的木牘《都中趙雙衣物疏》，以及同墓所出前涼建興五年（317）《趙阿茲衣物疏》，每欄間隔均較小。[52]長沙北門桂花園出土的《晉升平五年（361）周芳命妻潘氏衣物疏》，刻于青白色石板，與木牘衣物疏大小相類，每欄之間有間隔作用的欄線，但幾乎沒有空隙。[53]（圖5）高臺駱駝城M5出土的前涼升平十三年（369）《胡運于衣物疏》則不分欄。[54]（圖6）難得的是，山東臨朐出土的《北齊武平四年（573）高僑妻王江妃衣物疏》，提供了不同地域的衣物疏樣態(tài)，同樣每欄間隔較小。[55]綜上，在“簡紙過渡”時代，受到紙張書寫的影響，木牘衣物疏的書式也發(fā)生了改變，分欄較小或不分欄。
與木牘衣物疏不同，紙質衣物疏往往橫向長、縱向短（也有少數橫向短、縱向長的情況），且紙張使書寫面積擴大，豎書條列物品比較清晰，所以在書寫和清點時，分欄顯得不再重要。轉行書寫是紙質衣物疏的新特征，由于沒有嚴格的分欄限制，即使書寫一件隨葬品名稱也可能會轉行。而木牘衣物疏欄內每條隨葬品自成一條，即使字數較多也不轉行，以此保證每欄相對獨立。這些由物質形態(tài)變化而帶來的書式差異，使中國“簡紙過渡”過程變得可視化和具象化。
河西在各個方面都給吐魯番打上了深刻烙印，衣物疏也不例外。在“簡紙過渡”時期，紙質與木牘衣物疏都在使用，早期紙質衣物疏勢必會參照木牘衣物疏的書式?！囤筇镉⒁挛锸琛繁Ａ袅四緺┑姆謾趥鹘y(tǒng)，但只有2欄。前揭《前秦建元二十二年（386）劉弘妃隨葬衣物疏》為紙質衣物疏，也分為2欄。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收藏一件高昌郡時期紙質衣物疏，編號為Peald 1b（G.065），研究者認為其年代在418～437年間，也是分2欄書寫。[58]高昌郡時期的《蓴鐘妻令狐阿婢隨葬衣物疏》分為3欄。[59]前文已論，木牘衣物疏一般分欄較多，但紙張一般橫向長、縱向短，故分欄數明顯減少，可見書寫載體的橫縱比例對書式的影響。此外，包括《隗田英衣物疏》在內的多數紙質衣物疏尾題寫在紙張的左側末尾，通欄書寫，這也是來自木牘衣物疏的書式。
逐漸地，紙質衣物疏不再拘泥于木牘的書式，分欄間隔較小或分欄不明顯，甚至不分欄，隨葬品名稱轉行連書，這些是新特點。年代較早的實例是，吐魯番阿斯塔那305號墓出土的兩件前秦建元二十年（384）紙質衣物疏，主人不詳，條記隨葬品不分欄。[60]公元5世紀的紙質衣物疏幾乎不分欄，條記隨葬品時常常轉行連書。代表性的有阿斯塔那1號墓《西涼建初十四年（418）韓渠妻隨葬衣物疏》、斯坦因于吐魯番所獲《北涼玄始九年（420）衣物疏》、吐魯番洋海一號臺地4號墓《北涼趙貨隨葬衣物疏》（約433年）。[61]（圖7）此時是衣物疏書式變化的重要時段，此后大量的紙質衣物疏與此相類，而少有木牘衣物疏的痕跡。[62]
圖7 北涼趙貨隨葬衣物疏（紙質）[63]
此外，吐魯番還出土過絹質衣物疏。《北涼承平十六年（458）沮渠蒙遜夫人彭氏隨葬衣物疏》出土于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卷軸裝，絹質。柳洪亮先生介紹說：“出土時以小木棍為軸卷成小卷，木棍長13、直徑0.5厘米，外裹一層藍色絹，絹已朽。展開后，前部略有殘缺，殘長58、高11.4～12厘米，用兩塊素絹黏連而成。”[64]絹質衣物疏彰顯了墓主人的身份，但與當時常見的紙質衣物疏并無太大差異，條記隨葬品時不分欄，通欄書寫尾題，顯然已經接受了紙質衣物疏的書式習慣。兩塊素絹黏連后以木棍為軸，成卷軸狀，外有包裹，酷似佛經寫卷的裝幀形式。這樣一件絹質衣物疏出自沮渠氏，并不奇怪。位于佛教傳播中樞的高昌，卷軸裝的紙質寫本并不罕見，早在西晉元康六年（296），就有明確紀年的《諸佛要集經》寫本。[65]沮渠家族是虔誠的佛教徒，西遷高昌之后繼續(xù)著他們的佛教事業(yè)。日本書道博物館藏有多件沮渠安周供養(yǎng)寫經，其中有紀年的是“己丑年（449）”和“承平十五年（457）”，與《彭氏衣物疏》的年代很近。[66]彭氏及其家人必然是熟悉佛經寫卷樣式的，所以她的衣物疏呈現這種樣態(tài)也就不足為奇了。彭氏曾與沮渠蒙遜生活在涼州，但她的衣物疏并沒有多少河西木牘衣物疏的特色，反而深受紙質書寫的影響，這也是中國“簡紙過渡”時代的一個縮影。
經過漫長的“簡紙過渡”時代，紙張最終取代了簡牘，成為主要的書寫載體。公元6世紀，衣物疏基本由紙張書寫，所遵循是紙質衣物疏的書式，關于木牘衣物疏的記憶已然消散。吐魯番阿斯塔那524號墓《高昌章和五年（535）令狐孝忠妻隨葬衣物疏》寫在牛羊帳的紙背，字跡潦草，不分欄。除了虛擬的“黃金千斤”等夸張文字，幾乎沒有隨葬品，可見他們的生活應不富裕。[67]同墓《高昌建昌三年（557）令狐孝忠隨葬衣物疏》亦不分欄，殘損較多，紙張左側有大面積空白。[68]此人曾任“主簿”，但隨葬品也不是很多。令狐孝忠夫妻的衣物疏雖顯貧苦，但卻保留了重要的歷史信息：他們來自敦煌?！读詈⒅移抟挛锸琛返谝恍信c第二行之間有補寫：“章和五年乙卯歲正一日，令狐孝忠妻元出敦煌，今來高昌，民?！闭f明此件衣物疏按照一般書式寫完之后，還被要求加上“來自敦煌”?！读詈⒅乙挛锸琛芬彩侨绱?，第二行有“原出”二字，其下殘缺，可補“敦煌”二字。這樣的記錄，或許因為令狐孝忠夫妻有很強的故土情結，希望身葬他鄉(xiāng)后魂歸故里。既然令狐孝忠夫妻來自敦煌，他們應該知悉敦煌衣物疏的寫法，但他們的衣物疏并沒有河西地區(qū)木牘衣物疏的影子，而是與吐魯番大多數的紙質衣物疏一樣。由此推測，當時河西地區(qū)與高昌一樣使用紙質衣物疏，且書式差別不大。有幸的是，1989年莫高窟北區(qū)B228窟出土了《大涼安樂三年（619）郭方隨葬衣物疏》（“安樂”是李軌政權年號），是首件敦煌衣物疏，也是目前所見河西地區(qū)出土的唯一一件紙質衣物疏。[69]此件衣物疏不分欄，書式、內容均與同時代吐魯番所出衣物疏相似，已然沒有此前河西地區(qū)木牘衣物疏的痕跡。由此推測，從簡牘到紙張的轉變中，河西乃至其他地區(qū)的衣物疏都經歷了相似的變化趨勢。孟憲實和榮新江先生曾論：“吐魯番提供的歷史文獻價值，超越了吐魯番地方本身，所以吐魯番學的性質也不再僅僅屬于吐魯番?！?/span>[70]吐魯番所出的紙質衣物疏不應只被當作個案，而應被視作通例，它們可以代表“簡紙過渡”尾聲時代衣物疏的普遍形態(tài)。
中國的“簡紙過渡”時代是一段漫長的歷史時期，新刊布的咸安五年《隗田英衣物疏》正處于此時，呈現了許多新的歷史信息。其中“大女＋夫姓名＋妻姓名”，是新見的衣物疏署名方式，為理解“大女”稱謂提供了新史料。作為紀年最早的紙質衣物疏，《隗田英衣物疏》既保存了木牘書式的舊傳統(tǒng)，又展現了紙質衣物疏的新特征，是考察“簡紙過渡”時代難得的樣本。
以往學界對衣物疏的研究多集中于文本層面，而忽略了物質性與文本性的交互關系。衣物疏有簡、牘、石、絹、紙等多種物質形態(tài)，其中以木牘和紙張最為常見。木牘衣物疏縱向長，橫向短，書寫空間有限，為了清晰美觀和清點方便，一般有多個有間隔的分欄。而紙質衣物疏往往橫向長，縱向短，書寫面積擴大，所以不分欄，多轉行連書。可見，文字和書式從來都受限于書寫載體的物質形態(tài)。侯燦先生曾將吐魯番出土衣物疏分為三個發(fā)展階段，[71]可以推測，其他地域的紙質衣物疏也有相似的變化過程。從木牘到紙質衣物疏，衣物疏所載內容在逐漸增加，尤其是人們在其中添加了字數不少的宗教信仰內容。這固然反映了一般民眾的信仰與觀念。但從衣物疏的物質性角度來看，木牘與紙張的書寫面積是截然不同的，能夠加入字數繁多的宗教信仰信息，有賴于紙張所帶來的更大更多的書寫空間。
衣物疏大量出現于“簡紙過渡”時代，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時代的烙印，鮮活再現了物質載體的變化如何影響書式的變遷，亦不失為中國書籍史研究的一類重要文獻。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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