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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詩詞欣賞的四種類型》,講得真好

劉石,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兼中文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副主編。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研究,曾在美國、韓國、馬來西亞等多國高校任客座教授。著有《書法與中國文化》、《蘇軾詞研究》、《蘇軾詞選》、《有高樓雜稿》、《有高樓續(xù)稿》、《中國文學作品選注(宋遼金卷)》、《宋詞鑒賞大辭典》等。

■前面的話:

文學中最精美、最富于情感和審美內涵的那一類叫詩詞。詩詞欣賞因詩詞而異,更因人而異。這里所談,只是個人欣賞古典詩詞經歷中的一些感受,法無定法,何況本談不上什么方法,姑且稱作四種類型。

有情讀詩

有一類詩,抒發(fā)的是普遍、普通的人情、人性,加之詩風快如并剪,爽如哀梨,只要依著常理去讀,帶著感情去讀,即眼便知為好詩,不必深究,也無法深究,深究則落言詮。如:

李白《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

何人沒有家鄉(xiāng),誰沒有思鄉(xiāng)的經驗?不需要刻意地調動,這些經驗就會涌上心間。對這首詩詩意和詩藝的理解有很多,如“忽然妙境,目中、口中,湊泊不得,所謂不用意得之者”;“悄悄冥冥,千古旅情,盡此十字”;“此詩如不經意,而得之自然,故群服其神妙”等等,完全不錯,但于詩歌的情感上并沒有太大的意義。

但有人不認為這首詩容易理解,有一冊書中寫道:怎么樣才算理解了呢,不妨用下面兩個問題檢測一下:一、詩中所說的床到底是什么東西,如果是睡床,他怎么能舉頭望明月呢?如果是井欄或馬扎,那說明詩人始終處在月光之下,怎么會有“疑是地上霜”的心理過程呢?二、詩人只說“舉頭望明月”,那他這時“思故鄉(xiāng)”了嗎?他為什么要低頭?是因為舉頭太久脖子累了嗎?這就有些近乎玩笑了。

在這種詩面前,我非常同意聞一多對《春江花月夜》的感嘆:“一切的贊嘆都是饒舌,幾乎是瀆褻。”讀這樣的詩,不僅不必了解創(chuàng)作的背景、不需了解別人的饒舌,甚至不必知道作者究竟是誰。

比如這首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大家耳熟能詳,而且也知道詩題叫《登鸛雀樓》,作者是王之渙。但這還真不一定?!度圃姟防飪梢?,它同時也歸入一位叫朱斌的詩人名下,詩題也有不同,叫《登樓》。但就欣賞而言,不用管作者是誰,也不用知道登的是哪個樓,詩歌本身創(chuàng)造的、呈現的情思哲理神完氣足,完全不勞外求了。

此外還有抒發(fā)愛情、友情、親情的詩:

孟郊《游子吟》

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孟東野46歲進士及第,4年后即50歲時才銓選為江蘇溧陽尉這一小官,隨即迎其母侍奉。古代的孝子比今天多,孟郊可算其中的一位。但我們何嘗需要了解了這些才可以被感動,“仁孝藹藹,萬古如斯”(明人對這首詩的評語),“孝”是傳統(tǒng)的美德,不也是亙古不變的人性嗎!

還有體現其他人性光輝的詩篇,如平等意識、人道關懷等。

范仲淹《江上漁者》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

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里。

平等與關懷甚至延伸到動物與植物。

宋 葉元素《絕句》

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護柴門。

種來松樹高于屋,借與春禽養(yǎng)子孫。

啟功《古詩》中的四句

見人搖尾來,鄰家一小狗。

不忍日日逢,恐成莫逆友。

袁枚《苔》

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

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

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說:“人生而平等,卻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比嗽诩湘i中是現實,人不甘于待在枷鎖中也是現實。這些詩作,吟詠、贊美的又豈止是動物和植物。

又如對充滿生機的山水自然的關注和贊美。清代廣東詩人張維屏的《新雷》:

造物無言卻有情,每于寒盡覺春生。

千紅萬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聲。

每讀此詩,耳畔竟真能響起隱隱春雷,眼前河澌冰渙,花骨朵綴滿枝條,真不亞于聽一曲短小而磅礴的春之聲圓舞曲!

有意讀詩

與上面不同的一種情形是,有些詩詞如果不了解作品的相關知識就體味不出或不能充分體味出詩之意蘊與詩之美,明珠就算給暗投了。

杜甫《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jié)又逢君。

這算詩嗎?還是詩圣寫的詩?我們試著用今天的語言翻譯一下,那簡直沒勁極了。西方有人說過:詩是什么,就是在翻譯過程中失去的那些東西。意思就是說,詩是不可以翻譯的。這種巧而有味的表達真好。詩固然不可以翻譯,但這詩似乎就算不翻譯也不覺著好啊——不過,這是在不了解寫作背景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了解這是杜甫59歲的生命走到盡頭,即他去世的當年(770年)所寫,所涉人物李龜年是唐代最繁盛時間開元、天寶年間著名的宮廷樂師,作者青少年時期趕上了大唐盛世,出入公卿之間;以及相關知識如安史之亂前后大唐帝國國運的盛衰和作者自身命運的跌宕;再知道岐王就是唐玄宗的弟弟李隆范,崔九是唐玄宗時任為殿中監(jiān)的崔滌,亦即中書令崔湜之弟,總之都是些達官貴人吧,就能夠理解此詩之妙了。

用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著述頗多的美國學者宇文所安《追憶》中的話來說:“這里有一條回憶的鏈索,把此時的過去同彼時的、更遙遠的過去連接在一起?!蔽覀兡軌蜃x出清人黃生的感受:“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絕。見風韻于行間,寓感慨于字里?!币矔夂馓镣耸吭凇短圃娙偈住防锏脑u價:“世運之治亂,年華之盛衰,彼此之凄涼流落,俱在其中。少陵七絕,此為壓卷。”我們還能體會到這首詩如何將“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這種“含蓄”的藝術手法用到極致。

還可以再舉可以類比的宋代的一例:

王安石《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我們都知其為名詩。名在何處?那還用說,名在第三句,名在第三句中的那個“綠”字,那可是王安石費盡心思才想出來的!宋人洪邁《容齋續(xù)筆》中說,見過別人家藏的這首詩的草稿,這個字先可不是“綠”字,先用的是“到”,圈去后改為“過”,又圈去改為“入”,再改為‘滿’,改了十幾個字,最后到了“綠”就不改了,滿意了。今天人們對這個字也頗為追捧,如詞性活用、使動用法等等,都不錯。

問題是前兩句怎么樣?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在長江南岸;瓜洲,在長江北岸,是古渡口(在邗江,今屬江蘇揚州),兩地隔江相望;鐘山,在南京,代指南京。南京在京口之西,兩者相距不足百公里。這樣前兩句不就成了畫地圖似的索然無味了?

其實非也。王安石17歲時隨父定居江寧(今南京),19歲時父親去世,葬于南京,43歲時母親卒于京師,王安石護其靈柩歸葬南京。詩作于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春,王安石自江寧府赴朝中任翰林學士時,時48歲。自17歲至48歲,共31年。雖然他22歲中進士后輾轉各地為官,如知鄞縣,通判舒州(今安徽潛山),入京做三司度支判官等,但由上述可知,他與江寧有著不可割斷的牽掛,尤其是父母葬地在此,其感情可以推想而知了。

了解了這些,就會發(fā)現詩歌前兩句可能蘊含著比字面多得多、深得多的意蘊。居住了31年的故地,父母靈柩安置之所,第二句中為何提及鐘山就很明白了。

又由詩題可知詩作于瓜洲,抵瓜洲前,王安石在京口與金山寺僧寶覺會宿一夕(參其《贈寶覺序》),就可以明白第一句中何以提及京口、瓜州了。兩句的言外之意是,人在瓜洲,再往北就離開江寧屬地了,就真的離開友人,離開待了多年的故地,更離開父母靈柩所在地了!我們就可以理解全詩前兩句蘊含著的,是對友人的懷想,對父母安息之地江寧的存念,而絕不是在無謂地畫什么地圖。

現在我們也可以理解,此詩的出色雖然離不開后兩句,但絕不僅僅是后兩句。前兩句的深情委婉配上后兩句對在強大自然主宰力映照下的一身渺渺不得自主的感慨,隱約而又分明地告訴我們:作此詩時的王安石起身赴京,大任將降其身(次年任參知政事,推行變法,再次年即宰相位),意氣不能說沒有一些風發(fā),但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前面是地雷陣和萬丈深淵,他去了,帶著的是多么復雜難言的情緒!總之,只會欣賞詩中的那個“綠”字,未免像對著一桌子的美味佳肴只知道嘗鼎一臠,太不懂得享受了。

慧心讀詩

除知人論世外,還得用一種慧心來讀詩,因為詩是一種藝術,藝術是情感的結晶,也是智慧的產兒。不妨探究,但不能學究。

什么是慧心?就是審美的眼光與能力,對藝術規(guī)律的了解與把握,很難一言以蔽之,那么我們就來看看什么不是慧心吧。

王之渙《涼州詞》

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此詩一題作《聽玉門關吹笛》,也有學者認為王之渙可能到過玉門關(見傅璇琮先生《靳能所作王之渙墓志銘跋》),加之詩中末句又提及玉門關,就有人認為玉門關與黃河距離甚遙,在玉門關無法看見黃河,首句不合情理,應該依南宋計有功《唐詩紀事》作“黃沙直上白云間”。

這是不是有道理呢?沒有。一是沒有藝術感受的能力,不知這樣改動后詩的意境遠不如改動前那樣雄渾闊遠、情景相融,不夠美了。恰如程千帆先生《論唐人邊塞詩中地名的方位、距離及其類似問題》所說:“這首詩中的地名,彼此的距離的確是非常遼遠的,而當時祖國西北邊塞荒寒之景,征戍戰(zhàn)士懷鄉(xiāng)之情,卻正是由于這種壯闊無垠的藝術部署,才充分地被揭示出來。”

二是不懂得藝術創(chuàng)作的特點。藝術創(chuàng)作不是作地理志。西晉人陸機早說過:“精鶩八極,心游萬仞”、“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德國作家歌德在《歌德談話錄》也說過:“在許多情況中,作家為了使他所要描寫的現象更鮮明突出,甚至可以違反生活事件的原有次序,借以加強作品的普遍的真實性,獲取更大的感動力?!?/p>

魯迅談小說創(chuàng)作體會也說:“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我怎樣做起小說來》)。三是即使從版本講,同為盛唐而稍后一點的芮挺章《國秀集》、薛用弱《集異記》都作“黃河遠上”。

蘇軾《惠崇春江晚景》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詩作以想象賦予畫面以生機,大化流行、各有條貫、萬物一體、生生不息的和諧天趣與哲理情思非刻意道出而自然流露,實在妙不可言。

孰料奇事驚人。清初一位大學者毛奇齡任清代翰林院檢討,是《明史》的纂修官,學識淵博,著述宏富,有《西河合集》400余卷,可不是一個小學者了。王士禛《居易錄》卷二卻記載了他的一件糗事,說他素不喜蘇東坡詩,有一位朋友在旁邊舉出這首,心想這首總不能說不好了吧。您猜怎么著?“毛憤然曰:‘鵝也先知,怎只說鴨?’”蘇東坡要是聽到他的這個“酷評”,用現在的流行語言來說一定會大呼“給跪了”!

想給跪了的豈止蘇東坡一人,北宋的宋祁恐怕也得算一個。

宋祁《玉樓春》

 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  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

清初的大文人李漁于詞中的“鬧”字有自己的見解:“若紅杏之在枝頭,忽然加一鬧字,此語殊難著解。爭斗有聲之謂鬧,桃李爭春則有之,紅杏鬧春,予實未之見也。鬧字可用,則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予謂鬧字極粗極俗,且聽不入耳,非但不可加于此句,并不當見之詩詞?!保ā陡Q詞管見》)。我們當然無意用這一例來將李漁的藝術水平全盤掃倒,但如果對照著王國維《人間詞話》的評價:“紅杏枝頭春意鬧,這一‘鬧’字而境界全出?!笨梢砸姵霾罹嗟木薮蟆0拙右资橇硪粋€直接給跪了的人:

《花非花》:

花非花,霧非霧。

夜半來,天明去。

來如春夢不多時,

去似朝云無覓處。

有人稱之為較早的朦朧詩。好詩而朦朧的很多,很正常,朦朧一定是說不清道不明,也不必說清道明的。詩不會只因朦朧就好,但朦朧詩一定不會因明白而好。偏有人宣稱,揭秘了,是謎語,謎底是——“霜”。

細心讀詩

慧心之外,還有細心。為什么要細心?因為古人作詩常常是很用心也很細心的。《文心雕龍》說:“嘔心吐膽,不足語窮。煅歲煉年,奚能諭苦?!庇腥恕耙靼惨粋€字,撚斷數莖須”。唐代賈島作詩“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為僧“推”月下門還是“敲”月下門躊躇不已。

不僅苦吟家,非苦吟家亦然。蘇門四學士的張耒曾“見白公(白居易)詩草數紙,點竄涂抹,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辈粌H小家,大家亦然。杜甫就宣稱“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怎么才能驚人呢,改!所以他又以詩句說:“頗學陰何苦用心”,“新詩改罷自長吟。”

因此之故,我們讀詩有時也要細讀,得求甚解,不能囫圇吞棗,否則詩的好處不易盡顯,辜負了古人投入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無限心血。

這里著重從關注異文的角度講一下細心讀詩的問題。

首先要強調,出現異文的情況復雜,有后世的誤抄或誤刻,也有作者本人生前的修改和選擇。有人說,弄清作者用的到底是哪一個,或最早的版本用的是哪一個就行了。其實沒這么簡單。關于文本的歷史還原問題難度很大,何況最早的不一定就是最可靠的,不要說宋本未必就可靠,就是作者的手跡,也難講就一定是最可信的依據。更重要的是,最早的甚至手跡也未必就是最好的。

比如蘇軾《前赤壁賦》那段充滿哲理情思的前幾句: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盈虛者如彼”,朱熹《朱子語類》中說曾見東坡手寫本,“彼”作“代”。是的,“代”可當“更疊”講,于文意未必不通。但我以為“代”不如“彼”?!氨恕迸c“斯”相對,前后的排比整飭而自然。朱熹看見的墨跡我們看不見了,難得真有一本墨跡留存下來,就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上面用的是“彼”,不作“代”。

這說明什么?說明蘇東坡兩個字都用過。著作權是屬于作者的,作者本來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改多少次就多少次。既然不能明確取舍,作為異文并存,就可以討論哪個更好。利用異文,可以捕捉不少容易忽略的細微信息,是感受、理解詩文藝術的一條好渠道。

賈島《劍客》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

今日把示君,誰為不平事?

末一句中的“為”字有一個版本作“有”,“誰有不平事”。哪個好呢?我們不妨潛心思索。

我個人很同意清人馮班的見解,以“為”字為優(yōu)。馮班說,“誰為不平,便須殺卻,此方見俠烈之概。若作誰有不平,與人報仇,直賣身奴耳?!保ūR文弨《題賈長江詩集后》引)。真可謂一字之異,高下立判。就算“有”字是賈島所用,“為”字是他人擅改,我也要說,改的人足為賈島的一字師。

再舉前面說過的王安石《泊船瓜州》為例,上面說了,“春風又綠江南岸”一句,人們都津津樂道于“綠”字的出彩,卻忽略了其中的一個異文,即“又”字又作“自”,而且都是見于宋本或宋人的記載,就是說宋時已兩存。

那么哪個更好呢?吳小如先生《讀書叢札》中說,作“又”不過表達時光易逝,如此而已;而作“自”更耐人尋味。春風本應有情而偏無情,自綠江南岸,而不管詩人思歸不得。春天回歸有時,人的去留卻不由自主,故發(fā)末句之嘆。吳先生往往于細致入微的解詩中體現自己深湛的藝術眼識,這樣的人當今不多了。

當然,細心的問題同時也是慧心的問題,慧心的問題未必不牽涉有情的問題,有情與有意是相互補充的問題。

總之,詩詞、詩文的欣賞說易好像不難,說難卻真不容易。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根本說來取決于欣賞者的性情襟抱、學識涵養(yǎng)。要想增強欣賞的能力,提升審美的眼光,又遠遠不是聽一次所謂的講座、了解幾種“類型”就能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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