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學發(fā)展史上，荀子是個重量級人物。按照韓愈的說法，在孔子之后發(fā)揚儒學的，孟子醇而又醇，荀子大醇而小疵。在榮譽名望方面，孟子似乎在荀子之上，但從對后代的實際影響看，荀子不在孟子之下。

　　荀子名況，史書又稱荀卿、孫卿。荀與孫通假，子與卿都是尊稱。過去人說荀改孫是為避漢宣帝之諱，但今人考證確定，孫為本姓，荀為同音假借（見廖名春《荀子新探》）。荀子是趙國人（原屬衛(wèi)地），年輕時就在燕國從事政治，反對燕王禪位。五十多歲時，荀子的學問名聲已經不小了，曾到齊國的稷下游學，因為齊閔王不聽荀子的規(guī)勸，他又去了楚國。到齊襄王重建稷下學宮時，荀子重新來齊，成為當時稷下學者之首，“最為老師”；擔當主持學宮的重任，“三為祭酒”。儒學中的荀子學派，大約就在這一時期形成。大約在他七十歲時，應聘入秦，但秦昭王和應侯范雎并未聽進去荀子主張的王道。此后，荀子又先后到過趙國、齊國、楚國，曾擔任過楚國的蘭陵令和趙國的上卿，晚年居于蘭陵著書，以百歲左右的高壽逝于蘭陵。
荀子門生眾多，著名法家人物李斯和韓非都曾是荀子的學生。盡管他們師生之間的信念和學識有很大差別，但多少有些聯系。郭沫若認為，荀子是先秦諸子中最后一位大師，他不但集儒家之大成，而且集百家之大成（見《十批判書》）。漢代的《詩》《書》《易》《禮》《春秋》傳授系統，都與荀子和荀學有關。而且他是雜家的祖宗，對先秦諸子都進行過批判。包括儒家的子思、孟子，他都斥之為俗儒賤儒。在儒家體系中，荀子僅僅尊重孔子和子弓。后代人們在理念上，往往以孔孟為儒學正統，但是，正是荀子的思想，對后代的統治者有著超過孔孟的實際作用。漢代以后儒家的發(fā)展，在價值觀上往往推崇孟子，而在治理國家的操作上往往推崇荀子。荀門弟子曾經贊頌其師曰：“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余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圣人，奈何！” （《堯問》）。漢武帝以后統治者倡導的儒學，其本質是荀學。所以，到了近代，學者們反思批判傳統思想時，靶子也就指向了荀子。力批三綱五常的譚嗣同就說過：孔子以后，儒學分為主張民本的孟子和批判君主的莊子兩系，荀子是因為孟子、莊子的“真孔學”不傳，“乘間冒孔之名以敗孔之道”；“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xiāng)愿也。惟大盜利用鄉(xiāng)愿，惟鄉(xiāng)愿工媚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托之于孔。”（《仁學》29章）荀子的學生把他們的老師提高到與孔子并列的圣人地位，譚嗣同則把荀子歸入儒學中最受鄙視的鄉(xiāng)愿之列，一褒一貶，判若云壤。對荀子贊揚也好，抨擊也好，充分說明荀學影響之深遠。

　　《荀子》一書，現存32篇，其中可以確定為荀子親手所作的22篇，屬于荀子弟子記錄的5篇，屬于資料摘錄雜記的5篇。從荀子自己的作品看，在先秦諸子中，其體系非常完整，是關于治學、治國等方面的一個個專題論證，說是古代的論文也不為過。所以，他的思想脈絡十分清晰，學術觀點前后一貫，論證說理非常充分。其思想主旨毫無疑問仍然屬于儒學，文革期間硬把荀子靠到法家陣營純屬牽強附會。

　　但荀子的儒學，不但不同于孔子的儒學，而且也不同于孟子的儒學。在荀子的著作中，儒學在戰(zhàn)國后期的轉化傾向十分明顯，這種轉化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由經驗向理性的轉化，由道德向規(guī)制的轉化，由在野向在朝的轉化。正是這些轉化，賦予了荀子思想在古代管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從學術論證的方法看，孔孟時期的儒學，其講道理的論證方式主要是依據經驗，尤其是孔子，極少有不靠譜的言論，所以才會對缺乏經驗證據的東西“罕言”甚至“不語”；然而荀子的言說，卻在繼承孔子重視經驗的基礎上大大加強了推理和演繹成分，特別重視類推式論證，在先秦諸子中，他除了不像名家那樣死摳概念外，在推論論證上，荀子可以同韓非平分秋色。正是因為突出了學理上的推導，使得荀子的管理思想在理論的完整性和體系的嚴密性上超出了他人。

　　從道德與管理的關系看，荀子也是主張以德治國的，然而，荀子的道德與孔孟的道德已經有了明顯的區(qū)別，孔孟的儒學，其道德觀點建立在親情基礎上，由情感建立倫理準則，尤其是孟子，其言論往往激情四射，在氣勢上壓別人一頭；然而荀子的言說，更多地是冷靜的推理，一層一層剝筍式說明論證，直到把自己的觀點和盤托出。所以，荀子能夠排除情感因素，把道德與規(guī)制合為一體，最終形成以禮制為基本框架的治理思想，使道德觀念融匯于規(guī)制體系之中，具有了古代“工具理性”的雛形。所謂性惡，正是把情感方面的性情欲望與理智方面的禮制王道區(qū)分開來的邏輯前提。

　　從與統治者的關系來看，孔、孟、荀都是為統治者提供思想的，但角度截然不同。孔子是以平和的心態(tài)陳述自己的見解（當然，偶爾也發(fā)發(fā)脾氣），對統治者可以尊重卻不屈從，以禮相待卻不仰視，尤其重視思想的獨立性；孟子則意氣奮發(fā)居高臨下，滔滔不絕地教訓統治者，唾沫星子不濺對方一臉不會罷休；荀子則以專家的身份向統治者娓娓道來，告訴統治者什么是適合他們的治國方法。用現今的職業(yè)比喻，孔子是獨立學者，孟子是演講高手，荀子是咨詢顧問。當然，他們三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不向統治者屈服，不會扭曲自己以適應統治者，而是以堅守道義為自己的準則，如果統治者不接受自己的意見，都會分道揚鑣。然而，孔子僅僅是告訴統治者什么是道義，你不接受我也不勉強；孟子是先對統治者宣布我說的就是道義，你就得按照我說的去做，不聽這個就是桀紂；荀子是以推理的方式告訴統治者，我說的道義實際上就是你的道義，我同你具有一致性，如果你認識不到這種一致性，那我也沒辦法。如果一定要區(qū)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孔子重“道”，孟子重 “義”，荀子重“理”。他們三人中，荀子最為客觀，離統治者也最近。

　　正是荀子對儒學的這種轉化，尤其是最后一種轉化，使儒家的身份悄悄轉變，對執(zhí)政者態(tài)度由批評者變成了幫助者?？酌鲜降娜迨?，即便在朝，也需要時時保持在野的姿態(tài)；而荀學培養(yǎng)的儒士，即便在野，也需要時時表現在朝的思維。正是荀子的轉型，使儒學官方化成為可能，同時也奠定了后世諫諍制度的基本準則。當然，戰(zhàn)國時期，荀學還不具備官方化的外在條件，然而荀子的這種思想體系，使其有了變?yōu)楣俜揭庾R形態(tài)的內在可能。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儒家思想在荀子手里的轉型，與稷下學宮具有密切關系。稷下作為齊國官辦的學府，把先秦的養(yǎng)士制度發(fā)展到了新的階段。在這樣的地方做學問，不可能不具有為官方服務的傾向。哪怕是獨立學者，在這種環(huán)境中也會考慮朝廷事務，即便同廟堂意見不合，心態(tài)也會同置身山野有所區(qū)別。在一定意義上，稷下學宮是政府包養(yǎng)學者的一種嘗試，它以官方力量招徠學者，“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史記·孟荀列傳》）。當然，這種包養(yǎng)，雖不見得就會導致學者立即放棄江湖立場，卻會促使學者轉向帝王立場，所以，各種思想的爭鋒，雖說屬于“不治而議論”，卻在實際上蘊含著私學向官學的轉化因素。如果說，此前的孔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民間思想家，那么，稷下學宮就是要把民間思想家變成政府智囊團的基地。所以，劉向《新序》稱“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史記·孟荀列傳》說稷下學者“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并且尖銳地指出稷下學者與孔孟的區(qū)別：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學者進入這個基地，雖然當時還收不到“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效果，但無疑要考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的問題。著名秦史專家馬非百曾經說：“大抵齊之稷下先生，即為秦代博士制度之來源”，學界多肯定這一觀點。可以說，荀子的思想和儒學的轉型，與此不無關系，諸子向儒學的滲透，儒學的廟堂走向，都由此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