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旺林
順治朝以來的潮州府志、康熙朝至民國間饒平的縣志、民國《大埔縣志》均記元代余英曾任“封川節(jié)度判官”，只有明代弘治十七年的《潮州開元寺元代檀越余英墓志》（下簡稱《余英墓志》）記余英為“封州節(jié)度判官”。
元代州、縣均劃分為三等：“諸州。中統(tǒng)五年，并立州縣，未有等差。至元三年，定一萬五千戶之上者為上州，六千戶之上者為中州，六千戶之下者為下州。江南既平，二十年，又定其地五萬戶之上者為上州，三萬戶之上者為中州，不及三萬戶者為下州。”“諸縣。至元三年，合并江北州縣。六千戶之上者為上縣，二千戶之上者為中縣，不及二千戶者為下縣。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萬戶之上者為上縣，一萬戶之上者為中縣，一萬戶之下者為下縣。”（1）
據(jù)《元史·志第十四·地理五》所記，元代在今肇慶封開一帶設(shè)封州，屬下等州，領(lǐng)封川、開建兩個下等縣。
元代地方行政系統(tǒng)中，只在州一級以上（含州一級）有判官，縣一級并無判官一職。因此，在元代，有封州判官，而沒有封川判官。封州判官屬于正八品官。（2）
元代并無“節(jié)度判官”之稱。節(jié)度判官是唐宋時的官名，元代時已取消。作為官方的記錄，州的判官，不會記作“節(jié)度判官”。把“判官”稱為“節(jié)度判官”只是民間沿用唐宋時的舊稱而已。古人往往喜歡套用古代稱謂。例如，歐陽修在任滁州知州時所作的《醉翁亭記》中稱自己為太守：“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蘇軾任密州知州時所作《江城子 密州出獵》，也稱自己為太守：“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在歐陽修、蘇軾的時代，并無太守一職。他們在詩文中以古代的官名“太守”臨時借代“知州”?？梢娒耖g將“封州判官”稱作“封州節(jié)度判官”并不足怪，也不算錯（當(dāng)然，在官方的記錄上，還是稱“封州判官”為妥）。
如果余英真的是當(dāng)了上述府縣志和墓志中所記的地方官的話，那么，按民間的說法，余英當(dāng)?shù)膽?yīng)該是“封州節(jié)度判官”，而不是“封川節(jié)度判官”（可見前面提到的多部府縣志所記有誤，還是《余英墓志》所記為是）。
記余英任“封川節(jié)度判官”，不只是無中生有，也有將余英貶官降級之嫌。
另外，余英是否真的當(dāng)過今肇慶封開一帶的地方官員，這還是一大問題。因為：嘉靖朝（1522—1566）《潮州府志》對余英毫無記錄；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肇慶府志》之封州元代職官表中無關(guān)于余英的記錄（該志記元代封州職官從仁宗朝開始記起）；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修成的《封川縣志》中亦無關(guān)于余英的記述。
注：
1、2．見《元史·志第四十一上·百官七》
——2014．07．19發(fā)表于“大埔論壇”網(wǎng)
說明：
本文已放入《大埔進士錄》一書(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見該書P33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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