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了解太平天國史的人都知道，洪秀全的“建國”始于“建教”——建立了一個至少神的名字、典籍和術(shù)語和基督教形似的、一度被清政府和西洋人都誤以為是基督教的奇異宗教，可以說，沒有這個奇異的宗教，就不會有金田起義，更不會有太平天國和“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而這個奇異宗教之所以能被洪秀全這個普普通通的底層知識分子建立起來，洪秀全這個連近在咫尺的香港都沒去過的“鄉(xiāng)下人”，所創(chuàng)立的宗教居然充斥著“洋味”：外國神名、外國地名、外國典故，就不得不追溯到一本名叫《勸世良言》的小冊子。
《勸世良言》一套九冊，是由廣東高明縣人、雕版印刷工人出身的中國最早基督徒之一——梁發(fā)在1932年所編纂的，全書共有六十多個小節(jié)，穿插《圣經(jīng)》中一些零星片段、章句，并附會以中國經(jīng)書、傳說和典故，反復(fù)強調(diào)拜上帝、不拜偶像，以及天堂地獄等觀念。
按照同時代通曉漢語的外國傳教士評述，這是一套很蹩腳的傳教書：由于梁發(fā)并非知識分子，其文化知識主要是從事印刷、刻字所學(xué)的一點點，因此文章文筆不佳，拖沓啰嗦且缺乏感染力；不僅如此，這套意在宣傳基督教的書，卻連“十天條”、“三位一體”等最基本的教義都沒交代清楚，引述的《圣經(jīng)》章句不僅支離破碎，而且談上帝、扯《舊約》極多，談耶穌、說《新約》極少，不僅如此，這部書里還有意無意把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國古代典籍、神話傳說里的“昊天上帝”等混為一談，并經(jīng)常用中國典故、傳說和俗語解讀基督教義，說白了，按照正統(tǒng)基督教觀點，這只能算一部“有問題”、“沒文化”，檔次和格調(diào)不高的“文宣材料”。
洪秀全是哪一年得到《勸世良言》的？
他族弟洪仁玕在1852-1854年間避難于香港，和瑞典傳教士韓山文交往，后者根據(jù)其口述寫了一本《太平天國起義記》，其中說明這套書系1836年，洪秀全赴廣州參加省試考秀才時，在貢院考場外的龍藏街遇到“穿明朝服裝、長袍白袖、結(jié)發(fā)于頂，不能操中國語”的“奇人”，為此人所贈，這人還預(yù)言其“必能獲得最高功名”。
這一情節(jié)本身可謂荒謬之極：清朝被迫解除向中國人傳播基督教的禁令，是1844年12月，根據(jù)《中法黃埔條約》所作出的，1836年時基督教還是“異端”，外國人在華傳教只能偷偷摸摸在非公開場合下進行，中國人公開傳教更免不了吃官司，“穿明朝服裝”且留著長頭發(fā)更是殺頭、滅門的大罪，哪里會有這樣的一個“奇人”，公然跑到人來人往的貢院外招搖。洪仁玕甚至說，他們在送書前一天，居然站在清朝廣東布政司衙門外的人群里公然布道——這人活膩味了么？
但洪秀全應(yīng)該的確是在這時拿到這套書，只不過并非如此招搖堂皇，而多半是考試之余在外閑逛，忽地被陌生人一拍肩：“學(xué)生，好書看不看？禁書不要錢哦”。此時他不過是25歲的年輕人，“不要錢的禁書”可謂極富誘惑力——誰知道這些小冊子里，都寫了畫了些什么？洪仁玕1864年被俘后在供詞中說，洪秀全“升天”后“戒盡煙花酒僻等事”，此時離“升天”還有1年，他當(dāng)然還免不了“煙花酒僻等事”，翻翻“禁書”也是人之常情。
不過按照洪仁玕的說法，洪秀全在廣州根本沒看這套書，落榜后帶著書回家，“稍一涉獵其目錄”就沒再看下去，而是把它扔進了書櫥，直到1843年陰歷五月，其表哥李敬芳借閱此書，歸還時提醒洪秀全，說這書“內(nèi)容奇異，大異尋常中國經(jīng)書”，才引起洪秀全好奇心，從而認(rèn)真閱讀，并進而“大徹大悟”，開始信奉上帝。
大多數(shù)研究者都認(rèn)為，洪仁玕的記載是正確的，因為李敬芳借書前詢問《勸世良言》的內(nèi)容，洪秀全居然“不太知道”。但這種說法其實大有破綻。
洪仁玕先是刻意強調(diào)，洪秀全得到書后只“稍一涉獵”了目錄，而根本沒看正文，且“并不重視”，繼而又特別說明，李敬芳借書時洪秀全對書的內(nèi)容一問三不知，再次暗示他“沒看正文”。洪仁玕是個頗喜歡耍小聰明、且有累累篡改洪秀全“語錄”、事跡“前科”的人，如此前后呼應(yīng)地明示、暗示洪秀全“沒認(rèn)真讀過”，不免欲蓋彌彰，這恐恰恰說明，洪秀全早已認(rèn)真讀過《勸世良言》。
任何掩飾或強調(diào)總有其目的，洪仁玕拼命想讓人相信，洪秀全在1836-1843年期間并未讀過《勸世良言》正文，究竟想證明或掩飾些什么？
讓我們來看看這幾年間，洪秀全身上都發(fā)生了什么事。
1837年3月，洪秀全再一次去廣州赴考，這次大約縣、府兩級初試考得不錯，令他信心大增，志在必得。但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再次落榜后他受到極大刺激，恍恍惚惚回到家，便一病不起，迷迷糊糊過了四十多天才恢復(fù)正常。
這一年是農(nóng)歷丁酉年，就在這迷迷糊糊的四十多天里，洪秀全做了個后來被他和他的太平天國一直掛在嘴邊、吹得神乎其神的“異夢”，在夢里，他被上帝召喚到天堂，授予“斬邪留正”、拯救世人的重任。
這個“異夢”最初大約很簡單，只有上帝召見、讓他信教傳教之類內(nèi)容。他10年后曾在廣州和羅孝全談及此夢，后者居然給予了積極評價，稱這個夢內(nèi)容“都是來自圣經(jīng)的”。羅是新教美國“南部浸會”傳教士，這個教派以嚴(yán)守教義著稱，如果洪秀全所敘述的“異夢”內(nèi)容，“異”得仿佛他和洪仁玕“發(fā)達”后所說那樣，一定會被羅孝全當(dāng)成瘋子、甚至魔鬼轟出去的。
不過隨著“天國”從天上降臨人間，“異夢”被一步步潤色、神話，洪秀全的身份變成了上帝次子、耶穌胞弟，領(lǐng)受的任務(wù)，也從簡單的信教、傳教，變成了斬殺“惡龍”、建立天國，做“天王大道君王全”，領(lǐng)導(dǎo)全中國乃至全世界。
不管是簡單還是復(fù)雜，洪秀全領(lǐng)受的“天上任務(wù)”是做天王還是當(dāng)教主，這個“異夢”都可謂重中之重，因為他是洪秀全一切神話、魔法、權(quán)力和力量的基礎(chǔ)和源泉，沒有這樣一個“異夢”，他就仍是那個連秀才都考不上的蹩腳書生、落魄塾師，反之，他就是半神半人的通天人物，予取予求的天下君王。正因為這個“異夢”如此重要，洪秀全后來當(dāng)了天王，特意將1837年這個丁卯年改稱“天卯年”。
如此神圣的“異夢”，自然要“來路純正”，即只能和“神”——上帝、耶穌，以及他們的“愛子愛弟”洪秀全有瓜葛，血統(tǒng)高貴、見識不凡的洪秀全當(dāng)然必須自己蒙受“天父天兄”的召喚、教誨和點化，然后領(lǐng)悟如此重大的關(guān)節(jié)，而斷不能有別的什么“提示”：“上帝次子”、“太平天王”大徹大悟，倘還要靠先看過本印刷工自編、滿大街免費散發(fā)的小冊子才能做到，那不等于說“通天人物”也要打小抄？這非但不成體統(tǒng)，簡直無法自圓其說了。
于是在洪秀全“成長史神話”中，《勸世良言》必須推遲登場，即讓洪秀全先“獨立”做完那個重要的夢，然后才能“看過”這套書正文。之所以硬推到1843年，則是因為這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參加清朝科舉，“太平天子”居然去參加“偽政權(quán)”最低級功名的考試（還沒考上），是說不過去的，讓“太平天子”考完這次賴不掉的試，回家后再“讀過”《勸世良言》，讓這部書成為“喚醒異夢”、和“偉大的夢”相互印證的“心靈鑰匙”，顯然是兩全其美、前后呼應(yīng)的精心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1868年基督教巴色會一份雜志上，傳教士卡爾.T.史密斯提及一名叫李正高、在洪秀全尚是塾師時就常和其討論宗教問題的教友，從種種線索看，李正高就是李敬芳的兒子，在其回憶中，李氏父子有關(guān)“天父天兄”的認(rèn)識、看法，都來自洪秀全本人的敘述，而非如洪仁玕所言，是李敬芳先讀了《勸世良言》，再提醒洪秀全去讀。
即便如此，精心潤色過的《勸世良言》傳說依然破綻百出：既然這部書如此重要，寫書的梁發(fā)、提醒看書的李敬芳，后來都和太平天國毫無瓜葛，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前面說過，洪仁玕的《勸世良言》傳說版本面世于1854年，而他和洪秀全是1848年最后分開的，這個版本顯然是在此前后的“統(tǒng)一口徑”；等洪秀全當(dāng)了天王，擁有“出版權(quán)”和“解釋權(quán)”，問題就變得簡單多了——1862年定稿的《太平天日》里，洪秀全是分別在1837和1843年兩次“升天”，用后一次“升天”來印證前一次，李敬芳的名字雖然還在列，卻變成了接受洪秀全教導(dǎo)后信教的“第一個學(xué)生”，匆匆跑了回有他不多、無他不少的龍?zhí)?，而《勸世良言》這部書，則索性從這本太平天國現(xiàn)存唯一“官方史書”中人間蒸發(fā)，連影子也找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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