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華夏文明究竟有沒有斷層》一文之時，當寫到“南明亡”一節(jié)之時忽然想到，最終守護南明的并非當年大明的官軍，這些官軍早已倒戈變成了清朝的官軍，而為大明流完最后一滴血的竟然是李自成和張獻忠的農民軍，真是莫大的諷刺！
為何清朝視李自成攻破北京為大明的滅亡之日？
因為這些大明的朝臣大半都做了貳臣，唯有將大明滅亡之日放在公元1644年，方能重新視李自成和張獻忠為大清的流寇，方能為剿滅南明、勒死永歷帝找到一個遮羞布。
清初入關的兵力非常有限，其實單憑八旗兵根本不可能這么快征服整個大明，孔有德、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這些人的軍隊才是最終征服大明的主力。
公元1644年，清初入關后，李自成的大順軍迅速失敗，并非領導層變質，恰恰相反，是因為他們還沒有來得及變質成為官紳階層的代言人，因此無法聯(lián)合原來的大明官僚抗清，也無法駕馭明朝降將，當山海關之戰(zhàn)敗后，明朝降將全部叛變成為清軍，大順軍只能一路敗退回陜西。
當崇禎帝自縊于北京城，歷史便進入了南明時間。
南明初期的弘光政權，執(zhí)行的是“聯(lián)虜平寇”的國策，這與當年宋朝“聯(lián)金滅遼”“聯(lián)元滅金”如出一轍。
如果說大明初年曾經展現(xiàn)出“治隆唐宋、遠邁漢唐”的雄姿，那么到了末年則與軟弱的宋朝沒有兩樣，甚至亡國都如此相似。
南明的軍事力量其實并不弱
南明繼承了明朝所有的弱點，尤其是黨爭和內耗，最著名的便是何騰蛟、瞿軾耜的楚黨和堵胤錫的吳黨。
南明從未建立一個真正的統(tǒng)治中心，最終被清軍各個擊破。
農民軍與南明政權的聯(lián)合曾一度給中興大明帶來希望。
公元1645年，大順軍的李過、高一功的“忠貞營”與當時南明隆武政權聯(lián)合，成為南明抗清的主力。
公元1649年，大西軍的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歸順大明。
瞿軾耜的楚黨以大明正統(tǒng)自居，排斥農民軍，堵胤錫的吳黨則主張聯(lián)合大順和大西，并認為唯有如此方能中興大明。
朝廷的黨爭使南明的聯(lián)合農民軍從一開始便蒙上了一層陰影，但大西軍的李定國確實曾是大明唯一的希望。
至公元1651年，大西軍的孫可望完成了對南明永歷政權的整合，從此南明的主體便是大西軍。
同年，孫可望和李定國出貴州，攻入湖南，并占領湖南大部。
公元1652年，李定國攻破廣西桂林，城中的定南王孔有德自殺，隨后廣西全境光復。
公元1653年，清順治帝急派謹親王尼堪南下，衡陽一戰(zhàn)，李定國擊斃尼堪。
逮夫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捷，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歷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敗之，可望之肉足食乎！
這是當時黃宗羲對當時局勢的評價，既指出了李定國“兩蹶名王”的戰(zhàn)績，也寫明了南明功敗垂成的原因——孫可望的妒賢嫉能和膨脹的野心。
孫可望和李定國的決裂，鄭成功的“依朝鮮例”使南明注定是一個短命的政權
李定國的節(jié)節(jié)勝利換來的卻是孫可望認為其“功高震主”，孫可望密謀以召開軍事會議之名拘捕李定國，李定國得知消息后遠走廣西，從此大西軍決裂。
之后，飛揚跋扈的孫可望陰謀篡位，永歷帝密詔李定國救駕，李定國和劉文秀保護永歷帝進入昆明，孫可望投降清軍。
李定國和鄭成功是大明最后的名將，但與李定國以中興大明為己任不同，鄭成功最想做的是“依朝鮮例”割據(jù)一方。
當李定國邀鄭成功共同北伐之時，鄭成功并不積極，二人若能聯(lián)合，大明或許仍有希望，但事與愿違，共同北伐只是李定國的一廂情愿。
孫可望挑起內訌后兵敗降清，使清朝對南明洞若觀火，加速了南明的覆亡。
公元1662年，吳三桂在云南昆明用弓弦勒死永歷帝。
同年，李定國病逝，臨終叮囑其部將“寧死荒徼，無降也！”
同年，鄭成功在收復臺灣后病逝。
永歷帝、鄭成功、李定國逝于同一年，是歷史的巧合，表明南明中興的最后一線希望也破滅了。
李定國
如果不以成敗論英雄，明清之際的李定國無疑是不世出的名將，其它任何人包括鄭成功都無法望其項背。
永歷帝之后，仍在抗清的只有大順軍的“夔東十三家”
農民軍中，與大西軍掌控了南明政權不同，大順軍在李自成死后始終沒能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核心，但卻是戰(zhàn)斗到最后的大明軍隊。
至公元1664年，李來亨、郝?lián)u旗、劉體純、袁宗第等大順軍將領或戰(zhàn)敗自殺，或被俘而死，從此大陸的抗清力量全部被滅。
曾經的農民軍成了大明官軍，而曾經的大明官軍卻變成了大清官軍，官軍確實最終打敗了農民軍，但明朝已經變成了清朝，每每讀史至此，總會嘆息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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