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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學家-劉知幾

(661~721)
 
      劉知幾,唐史學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永隆進士。生平專攻史學,通覽各史,能分析其利弊得失;又屢任修史之職,深知官設史局的流弊。認為史家須兼“史才”、“史學”、“史識”三長,而尤注重史識。于著史強調直筆,提倡“不掩惡,不屬善”、“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態(tài)度。所著《史通》,是我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書,對歷代史書編纂及體例評論尤詳。

人物簡介
劉知幾唐代史學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 )舉進士。曾任定王府倉曹,奉命與李嶠、徐彥伯、徐堅、張說等編纂《三教珠英》。長安二年(702 )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注,歷任著作郎、左史、鳳閣舍人、秘書少監(jiān)、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等職,兼修國史。長安三年,與李嶠朱敬則、徐彥伯徐堅、吳兢等撰修唐史,成《唐書》80卷。曾探究本族歷史,撰《劉氏家史》及《劉氏譜考》。神龍二年(706 )與徐堅、吳兢等修成《則天實隸》。玄宗初,與譜學家柳沖等改修《氏族志》,撰成《姓族系錄》200 卷。又與吳兢重修《則天實錄》30卷,撰成《中宗實錄》、《睿宗實錄》各20卷。其后又與吳兢續(xù)修《高宗實錄》,并自撰《睿宗實錄》。后被貶為安都督府別駕,死于任所。劉知幾一生專攻史學,通覽前代各史,明其利弊得失;又屢任修史之職,深感宰相大臣監(jiān)修,多所干預,不能秉筆直書,遂于景龍二年(708 )辭去史職,開始私撰《史通》,詳論史書之體例及內容,闡述自己對史學的見解。書成于景龍四年,是中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對后世影響很大?!?/span>

個人經歷
公元661年出生。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舉進士。授懷州獲嘉主簿,曾多次上書言事。
 
  圣歷二年(699年)任定王府倉曹,并奉命與李嶠、徐彥伯、徐堅、張說等共同編寫《三教珠英》。
 
  長安二年(702年)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注,歷任著作郎、左史、鳳閣舍人、秘書少監(jiān)、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等職,兼修國史。
 
  長安三年(704年),與李嶠等撰修唐史,成《唐書》80卷。曾探究本族歷史,撰《劉氏家史》及《劉氏譜考》。
 
  神龍二年(706年)與徐堅、吳兢等修成《則天實隸》。
 
  景龍二年(708)辭去史職,開始私撰《史通》,詳論史書之體例及內容,闡述自己對史學的見解。書成于景龍四年。
 
  開元初(714年),遷左散騎常侍。
 
  開元九年(721年),兒子劉貺做太樂令犯罪,為之申辯,玄宗怒而貶其為安州別駕。同年卒,追贈為汲郡太守,又追贈工部尚書,賜謚“文”。 
思想理論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主張“直書”,反對“曲筆”和“史諱”。他在《史通·直書》篇說:史家要“仗氣直書,不避強御”;“肆情奮筆,無所阿容”;“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他要求史家做到“善惡必書”,批評孔子修《春秋》“多為賢者諱”,對所美者“雖有其惡,不加毀也”;對所惡者“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這些論述表現(xiàn)了劉知幾對“史諱”的憎惡,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劉知幾對“史諱”的批判是有保留的,并不徹底。
 
  事實上,劉知幾對“史諱”并非一概反對。他認為史家在編寫史書時,在一定條件下對歷史的某些方面、某些內容諱而不書是可以的。他在《曲筆》篇中說:“肇有人論,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疏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以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痹趧⒅獛卓磥?,“名教”顯然比“史諱”重要得多,若為存“名教”而隱諱,則是無可非議的。他的這一觀點在《惑經》篇中說得更為清楚:“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弒,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丑,諱之可也?!眲⒅獛咨踔琳J為某些史諱是天經地義的,尤其是關系到史家自身的時候更是這樣。他在《序傳》篇中說:“然自序之為義也,茍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彼u司馬相如不明白這個道理:“相如自序,乃記其客游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于傳,不其愧乎!”他在批評王充時也說:“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圣。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茍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font>
 
  從形式上看,劉知幾在一定程度上贊同史諱與他所一貫主張的直書原則相矛盾,但深入分析,我們就會得出相反的答案。劉知幾說:“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戒”(《雜說下》)。史家只要不傷褒貶大義,不損勸戒之旨,便是做到“不掩惡,不虛美”了。至于“諱之可也”的那些內容,隱諱不書則無損于直書原則,書之反而有礙直道。劉知幾早就說過:“茍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既為實錄?!笨傊?,在他看來,必要的“史諱”也是直書的內容之一,這使我們不得不對他的直書精神及其對“史諱”的批判進行重新估價了。
 
  問題在于,劉知幾贊同或反對“史諱”的標準是什么呢?他在《惑經》篇中說:“夫非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狈撬M者何?在《書事》篇中,他借干寶釋五志之言道:“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jié)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詞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彼€補充道:“禮儀用舍,節(jié)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彼u孔子“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糜洪纖,動皆隱諱”?!皣沂聼o大小,茍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痹诖耍M與不諱的標準就是“名教”原則。在他看來,史家著述如有違“名教”,盡管言之有據(jù),史事翔實,議論深刻,也無所??;如有益于維護“名教”,雖言多隱諱,語焉不詳,也仍可稱為“實錄”。劉知幾還再三說過:“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雖事乖正直,而理合恥名教”。這簡直是把史學當成了“名教”的婢女!從“名教”的原則出發(fā),我們就不會對劉知幾既力倡直書、又主張“史諱”的史學觀念感到困惑了。

代表作——《史通》
《史通》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系統(tǒng)的史學評論著作。二十卷。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撰,成書于中宗景龍四年(710)。
 
  劉知幾不滿于當時史館制度的混亂和監(jiān)修貴臣對修史工作的橫加干涉,于景龍二年(708)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
 
 《史通》包括內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內篇的《體統(tǒng)》﹑《紕繆》﹑《弛張》三篇在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前已佚,全書今存四十九篇。內篇為全書的主體,著重講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采集﹑表述要點和作史原則,而以評論史書體裁為主;外篇論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雜評史家得失。《史通》總結了唐初以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在編纂上的特點和得失,認為這兩種體裁不可偏廢,而在此基礎上的斷代為史則是今后史書編纂的主要形式。它對紀傳體史書的各部分體例,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題目等,作了全面而詳盡的分析,對編寫史書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論述,這在中國史學史上還是第一次。它認為,“征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張對當時各種“雜史”應分別其短長而有所選擇,對以往各種記載中存在的“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關于作史原則,《史通》鮮明地提出堅持直書,反對曲筆;其《直書》﹑《曲筆》兩篇,在認識上把中國史學的直筆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進一步發(fā)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簡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敘述歷代史書源流,間或也有一些評論;《疑古》﹑《惑經》承王充《論衡》的《問孔》﹑《刺孟》之余緒,對古代史事和儒家經典提出一些疑問,反映了作者對于歷史的嚴肅態(tài)度和批判精神;《雜說》等篇本是讀史札記,涉及到以往史家﹑史書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學思想上的見解和傾向。
 
  《史通》對史學工作也有一些論述。如它把史學家的工作分為三個等第:一是敢于奮筆直書,彰善貶惡,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編次史書,傳為不朽,如左丘明﹑司馬遷;三是具有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如周代的史佚﹑楚國的倚相。劉知幾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的論點。史學,是歷史知識;史識,是歷史見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長”必須兼?zhèn)?,而史識又是最重要的。史識的核心是忠于歷史事實,秉筆直書。史有“三長”之說,被時人稱為篤論,對后世也有很大影響。
 
  《史通》是中國史學史上最早的從理論上和方法上著重闡述史書編纂體裁體例的專書,是對中國唐初以前的史學編纂的概括和總結,是中國史學家從撰述歷史發(fā)展到評論史家﹑史書和史學工作的開創(chuàng)性著作。唐人徐堅認為,為史者應將《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來,《史通》流傳漸廣,注﹑釋﹑評﹑續(xù)者往往有之,現(xiàn)代史學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論著。它是8世紀初中國史壇和世界史壇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學評論著作。《史通》也是有缺點的。它對史書體裁的看法,僅僅局限于對過往的總結,未能提出新的設想;它說的史書編纂超不出編年﹑紀傳二途,亦不夠全面。它過分強調史書體例的整齊劃一,以致要求以生動的客觀歷史去適應體例的模式,因而對已往史書的批評亦往往失于偏頗。
 
  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說明《史通》在唐代已經流傳?!妒吠ā分慰瘫疽巡豢梢姡鱾髦两竦淖钤绫咀酉得骺趟伪?,如萬歷五年(1577)的張之象刻本。萬歷三十年的張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四年(1535)的陸深刻本,也是較早的本子。李維楨在張鼎思刻本的基礎上進行評論,乃有《史通評釋》刻本。此后續(xù)有郭孔延史通評釋》﹑王維儉《史通訓詁》﹑清朝黃叔琳《史通訓詁補》等。浦起龍將明清各種版本疏而匯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釋》,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齋刻本,流傳較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華校點《史通通釋》,有詳細???,并改正許多引書上的錯誤,書末附錄陳漢章《史通補釋》﹑楊明照《史通通釋補》﹑羅常培《史通增釋序》,是為目前之通行本。

劉知幾的史學觀
       劉知幾的史學觀體現(xiàn)在他的《史通》中。書中既分析史書源流、體例和編纂方法,也闡述史館建置、沿革和評價史書得失。從《史通》所評史籍看,范圍很廣。既有歷代正史,即編年和紀傳體史書,對其他“績述”也多所涉及,并專設《雜述》篇,共列偏記、小錄、逸事、別事等10 種。即使對不被一般史家所看重的宋孝王的《關東風俗傳》和王劭的《齊志》也備加贊譽。特別是對儒家經典著作《春秋》和《論語》等的批判,更表現(xiàn)出他不同于流俗的史識。在《惑經》篇中指出,因《春秋》為本國諱,為賢者諱,從而導致“真?zhèn)文?,是非相亂”;在敘事上也“巨細不均,繁省失中”。在《疑古》篇中也指出了《尚書》和《論語》有悖于史實的地方,認為“遠古之書,其妄甚矣”,告誡人們不要輕信。這樣,就剝去了儒家經典神圣的外衣,而把它們與其他史籍等同看待。
 
  對于唐代以前的史籍,劉知幾追根溯源,分別流品,歸納為六家:“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并指出唐以前的史籍主要編纂形式為左傳和漢書二家,其他四家則不可“祖述”。因此,又特設《二體》篇,著重對漢書和左傳二家進行評論,指出編年、紀傳作為正史二體,“考茲勝負,互有得失”,“各行其美”, 并行于世,并進而對世家、列傳、志、表等諸篇也加以評判。劉知幾六家和二體的歸納是有見地的,而且詳略得體,簡繁適中。當然其評論也有錯誤之處,如重斷代而輕通史,反對設《藝文志》、《天文志》等,因推崇班固,對司馬遷也難免有過激之辭。
 
  劉知幾正是以批判的精神、以發(fā)展的眼光、以淵博的學識在對眾家史籍得失進行評判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正確的史學主張和見解,這突出表現(xiàn)在史才三長論的提出。據(jù)《舊唐書·劉子玄傳》載,禮部尚書鄭惟忠曾問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的原因,劉知幾回答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苦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也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
 
  在這段對話中,劉知幾的史學思想表露無遺。從中國史學的發(fā)展看,無論對哪一史書的品評都離不開才、學、識三點,但有的史家抓其一點而不能顧及其他;有的雖三者都有所涉及,但論述不深。而只有劉知幾博采眾家之長,獨樹一幟,對才、學、識三者綜合運用并闡明三者之間的關系,真可謂前無古人。
 
  在才、學、識三者中,劉知幾最重史識,強調撰史要以秉筆實錄為貴, 并在《史通》一書中專設《直書》篇,指出“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催玉折,不為瓦礫長存?!睂v史上不畏權貴、秉筆修史者大加褒揚,推崇備至。對文過飾非、任意褒貶,曲意奉迎者大加口誅筆伐,斥之為“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兇人”。表現(xiàn)出對曲筆誣書者的深惡痛絕。劉知幾的史學思想,標志著中國傳統(tǒng)史學發(fā)展到一個新的水平,對其后的史學家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從而也確立了劉知幾在傳統(tǒng)史學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人物故事

喜文而好史

  劉知幾少小時酷愛讀書,特別喜歡看文學和歷史著作。十二歲時就開始讀《左傳》。十七歲上,通讀了《左傳》、《史記》、《漢書》、《三國志》等當時能夠見到的史籍。他也喜歡詩文,《詩經》,楚辭、漢賦等前人詩文大體讀遍。十幾歲時便能做詩文,并享譽一時,人稱“少年才俊”??上脑娏鱾飨聛淼牟欢?,只寥寥幾首。他認為“讀史可使人明智”,把詩歌和歷史結合起來,是為詠史詩。下面介紹一下他的詠史詩:
 
  “漢王有天下,欻起布衣中。奮飛出草澤,嘯咤馭群雄。淮陰既附鳳,鯨彭亦攀龍。一朝逢運會,南面皆王公。魚得自忘筌,鳥盡必藏弓。咄嗟罹鼎俎,赤族無遺蹤。智哉張子房,處世獨為工。功成薄受賞,高舉追赤松。知止信無辱,身安道亦隆。悠悠千載后,擊柝仰遺風?!?br>
 
  此詩有感于西漢開國君臣的歷史故事,慨嘆封建專制社會里英雄人物功成身退的處世之道。漢高祖劉邦一介布衣,起于草莽之間,竟然亡秦滅楚,奪得天下,憑的是什么?憑的是他能夠駕馭群雄,包括淮陰侯韓信,以及鯨布、彭越等。時來運轉,這些人也都封王封侯。然而,誠如古語所說,“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飛鳥盡,良弓藏。”奪得了天下,功臣們難免要被猜忌被翦除。惟張良深諳處世之術,大功告成后,遠走高飛,隱逸山林,免于橫禍。千年之后,人們仍仰慕他的風范。劉知幾此詩是讀《漢書》后的感慨。是以詩論古,以古鑒今。
 
  再介紹一首:
 
  泛泛水中蓱,離離岸傍草,逐浪高復下,從風起還倒。人生不若茲,處世安可保?遽瑗仕衛(wèi)國,屈伸隨世道;方朔隱漢朝,易農以為寶。飲啄得其性,從容成壽考。南國有狂生,形容獨枯槁,作賦刺椒蘭,投江溺流潦。達人無不可,委運推蒼昊;何為明自銷,取譏于楚老?
 
  此詩集中體現(xiàn)了劉知幾懷才不遇,憤世嫉俗,聊以自慰的悲傷無奈之情。唐代之前詩以“詠史”命名且影響最大者是左太沖《詠史》八首,劉知幾的詩從風格到詞章都與其相近。
 
  劉知幾不但形象思維好,能寫詩文,邏輯思維也好,能論詩文。他在《史通•敘事》里說:“詩要言近而旨遠,辭淺而意深,雖發(fā)話已殫,而含意未盡。使讀者望表而知里,捫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彼€說散文應追求“文約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美的極至,是“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這些論述都是精辟之言。
  劉知幾的詩有文采也有思想,他的文采和思想也為他寫史書打下了基礎?!?/font>
 

坎坷著汗青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劉知幾考中進士。當上獲嘉縣(今河南獲嘉)主簿。獲嘉與長安、洛陽相距很近,這兩地是當時的首都和東都,文化發(fā)達,藏書豐富。劉知幾便經常往來于兩地,飽覽公私藏書,經史百家,無不涉獵。在讀書之余,劉知幾也關心時事,并對不正之風敢于直諫。在開武則天天授二年(691年)十二月,他上書請?zhí)蕴凰夭偷娜呃?。同年,他又上書“刺史非歷三歲以上不可遷官”,認為地方官調換頻繁對管理不利。主.證圣元年(695年),他又上書“節(jié)赦”,提出“赦宥無度”是“小人之幸,君子不幸,”希望皇上“而今而后,頗節(jié)于赦?!蓖?,針對濫賜階勛的弊端,他又上表建議賜階勛應以德才為標準,不行私恩,不致過濫。上述所言四事,切中時弊,表明劉知幾有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強烈的愛國心。
 
  但劉知幾的直言,卻不受朝廷的重視,反而惹得一些權貴不滿,致使劉知幾十五年官職不得升遷。
 
  武后圣歷二年(699年),三十八歲的劉知幾在做獲嘉縣主簿這個九品芝麻官十九年后,調任京師定王府倉曹。奉旨編撰《三教珠英》這本宣傳儒、佛、道三教精華的書籍。他的調任是因為他文華卓著,已負盛名,朝廷要借重他的名聲,利用他的文才。
 
  長安元年(701年),《三教珠英》修成,次年劉知幾出任著作佐郎(從六品),兼修《唐史》,時年四十二歲。從此他走上專門著史之路。
 
  唐睿宗繼位,尊武則天當皇太后。武則天寵信張昌宗、張易之,二人乘機誣告丞相魏元忠陰謀造反,又逼魏元忠部下張說作偽證陷害魏元忠。張說找劉知幾商議,劉知幾阻止,云:“無污青史,無累子孫?!?。張說走后,劉知幾仍然難平胸中憤懣,提筆寫下《思慎賦》,痛斥奸臣酷吏無恥罪行。劉知幾把《思慎賦》呈給武則天,武則天不屑一顧放在一邊,說:“愛卿不要妄言干政,老身封愛卿當鳳閣舍人,負責編撰老身的《實錄》?!?br>
 
  劉知幾沮喪萬分,無可奈何到鳳閣上任,編撰二十卷《武后實錄》。他秉筆直書,如實記載張昌宗張易之逼迫張說陷害丞相魏元忠的事實。武則天的侄兒武三思脅迫他曲筆掩蓋史實,遭到拒絕。
 
  武則天唐中宗繼位。唐中宗封劉知幾為秘書少監(jiān),編撰《唐中宗實錄》,丞相韋巨源與紀處訥、楊再忠、宗楚客、蕭至忠等人監(jiān)督參與編撰??身f巨源等人不學無術,卻勾心斗角,時常干擾劉知幾。劉知幾無奈給蕭至忠寫辭職報告。報告寫道:“古人編寫國史,大多是指定少數(shù)專業(yè)人員負責。采用豐富可靠文獻史料作編史依據(jù),制定嚴格規(guī)章制度,防止溢美、丑化他人,力求體例統(tǒng)一,觀點鮮明。只有《東觀漢紀》例外,由多人參與編寫,書稿質量低劣。如今編寫《唐中宗實錄》,采用《東觀漢記》的編寫方法,多人參與其中,體例、觀點混亂不清,缺乏必要的文獻史料,還有人給史官施加壓力,影響公正客觀準確完整地記載史實、評價人物,必然影響編寫質量。鄙人作為具體負責編撰的史官,無法下筆,只能請求辭職?!?/font>
  蕭至忠看罷,深知沒有劉知幾,《唐中宗實錄》難以編成,便不批準他辭職。劉知幾無奈,只好繼續(xù)寫作此書。
  數(shù)年后,劉知幾終于寫完《唐中宗實錄》二十卷,呈給唐中宗審閱。唐中宗看罷,大喜過望。
  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封劉知幾當左散騎常侍,讓他編撰了十卷《唐睿宗實錄》。
  一天,禮部尚書鄭惟忠問劉知幾:“自古文人不少,而史官卻很少,這是為什么?”
 
  劉知幾答道:“史官必須具備史才、史識、史觀三大本領,只有史識沒有史才,好似笨蛋得到千頃良田和滿筐黃金,還是發(fā)不了財;只有史才沒有史識,好似能人手中缺乏工具,還是干不成活兒;好的史官必須有好的史觀,秉筆直書,明辨是非,不丑化溢美,不歪曲事實,這樣的史官實在太少了。如果沒有史才、史識、史觀,就不配當史官?!?br>
 
  鄭惟忠聽罷,恍然大悟,連連點頭稱贊道:“這番話真是至理名言呀!對后世史官將有莫大影響!”
 
  劉知幾又寫出《劉氏家乘》十五卷和《劉氏譜考》三卷。他在這兩部書中認為劉姓先祖不是玄囂、蟜極、帝嚳、帝堯、丹朱、劉式、劉累諸人,而是 昌意、顓頊、老童、吳回、陸終、彭祖、大彭諸人。劉知幾考證出彭城郡的劉姓豪門大族并不都是漢楚王劉交后裔,也有楚王劉囂的后裔,確是真知灼見。劉知幾常自豪地說:“鄙人是漢楚王劉囂的后裔,將來鄙人如果封侯拜爵,一定請皇上把鄙人封在祖籍居巢(今安徽桐城)?!?br>
 
  唐玄宗寵幸妃嬪楊玉環(huán),封精通音樂、歷法、醫(yī)學、算術的劉知幾之子劉貺當太樂令,讓他編制歌頌楊玉環(huán)的樂曲。劉貺拒不執(zhí)行,唐玄宗大怒, 將劉貺貶到安州(今湖北安陸)當縣令。劉知幾聞訊,出班跪倒啟奏道:“劉貺不敢奉詔編曲,是為曲意勸諫陛下,耿耿忠心,望陛下明察?!?br>
 
  “大膽!”唐玄宗勃然大怒,訓斥劉知幾道:“卿包庇兒子,目無君王,且到安州(今湖北安陸)去當別駕,好好教訓劉貺?!?br>
 
  劉知幾、劉貺父子滿含悲憤離開長安,經過長途跋涉到達安州。由于路途勞頓,水土不服,年事已高的劉知幾一病不起。唐玄宗聽到劉知幾病逝,心中有些后悔,派人到劉家中取來劉知幾《史通》書稿,親自審閱。他邊看邊贊,拍案叫絕,追封劉知幾為工部尚書,謚為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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