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中旬，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1師師長賀龍中將，率部歷經(jīng)惡戰(zhàn)攻克澧州（今常德市澧縣），大敗賀耀祖的湘軍第1師主力，徹底打開了從貴州經(jīng)湘西入湖南的大門。攻城得手后，賀龍正下令全力追殺賀耀祖的余部，卻突然接到北伐軍總司令部的急電：賀耀祖已有“反正”之意，正在接洽，著各部停止追擊。
（建軍大業(yè)劇照）
這個賀耀祖也是位名人，湖南寧鄉(xiāng)人，日本陸軍士官學(xué)校畢業(yè)，投蔣以后很受重用，抗戰(zhàn)初期曾任重慶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兼軍統(tǒng)局局長（戴笠是副的）。
賀耀祖早年畢業(yè)回國后，投入湘軍從團長干起，到1923年，已經(jīng)是湖南軍閥趙恒錫手下的“湘西防務(wù)司令兼第1師師長”。既然是湘西防務(wù)司令，當時也是黔軍入湘的主要攔路虎。
不過賀耀祖倒是個很識時務(wù)的人，眼見北伐軍從廣東、廣西、貴州方向全面殺入湖南，而趙恒錫的湘軍又一敗再敗，大勢已去也。于是賀耀祖跟自己在日本時就相識的蔣總司令、北伐軍第八軍軍長唐生智都搭上了線，請求歸順國民政府，將所部改編成為“國民革命軍”。
擅于招降納叛的老蔣，立馬就答應(yīng)了，這邊“兩賀大戰(zhàn)”剛剛分出勝負，攻城期間傷亡慘重，結(jié)果對手一夜之間成為“友軍”，賀龍很是郁悶。
（賀耀祖）
一、賀龍早期的戎馬生涯。
大家都知道賀龍早年“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故事，卻未必了解他其后的軍旅經(jīng)歷，實際上以兩把菜刀重新拉起武裝的時間，還是早在1916年。此間正是南北混戰(zhàn)時期的民國亂世，也就是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和北洋政府之間的打打停停。
而湖南正是雙方爭奪的焦點，堪稱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到1918年，賀龍手下也不過幾百人槍，還屬于“游雜武裝”。
1918年春，廣州軍政府任命林德軒為“湘西護法軍第五軍軍長”，軍部駐扎在石門，賀龍前往拜訪，極受林德軒欣賞，隨即任命為該軍第一團第一營營長。
這是賀龍的部隊首次有了正規(guī)的部隊番號，也有了合法的防區(qū)，部隊改換旗號駐防在湖南桃源縣城，于是招兵買馬和剿滅土匪，隊伍開始壯大。
（早年賀龍）
民國年間湘西的局勢更是動蕩不安，到1920年譚延闿重新督湘時，陳渠珍又成為湘西地區(qū)的老大，也就是后來的“湘西王”。陳渠珍掌握湘西軍政大權(quán)后，對原有的地方武裝最初都實施拉攏政策，任命賀龍為“湘西巡防軍第二支隊司令”，這是個臨時性的編制，大致相當于團級。
時間進入1923年，南北雙方在四川境內(nèi)又爆發(fā)激戰(zhàn)，川軍內(nèi)部分化為擁護廣州軍政府的第一軍（熊克武）和服從北洋政府的第二軍（劉湘）兩大陣營。
為了援助熊克武，孫中山派遣川軍老將石青陽，到川黔和湘西地區(qū)招兵買馬，然后入川助戰(zhàn)，期間石青陽也找了陳渠珍幫忙。
陳渠珍深知賀龍絕非池中之物，又非自己的嫡系，早晚會威脅到自己的地位，乃順水推舟力薦賀龍所部入川助戰(zhàn)。
（譚延闿）
而賀龍更是久慕孫先生之名，又特別想把部隊拉出去求得更大發(fā)展，于是欣然同意前往。陳渠珍眼見送走了一個“煞星”也挺高興，臨行前還贈送給賀龍一營新兵和一些槍支彈藥。
陳渠珍做夢也不曾料到，未來也正是賀龍率領(lǐng)的紅軍，在湘西殺得他哭爹喊娘，這當然是后話。
石青陽募兵回川后，被孫中山任命為“川東邊防軍總司令”，然后石總司令再委任賀龍為“川東邊防軍警衛(wèi)團”團長，駐防長江上游地區(qū)的涪陵地區(qū)，由此賀龍率部從湘入川，暫時離開了家鄉(xiāng)湖南。
（紅軍時期）
二、賀龍部隊逐漸發(fā)展壯大。
涪陵不僅榨菜有名，還是從長江中下游上溯至重慶的咽喉要道，正是在這里駐防期間，賀龍干出了一件震驚中外的事情：扣押日本輪船“宜陽丸”號，時間是1923年9月。
當時的劉湘跟北洋軍吳佩孚是穿一條褲子的，為了與熊克武的部隊作戰(zhàn)，劉湘請求吳佩孚接濟武器彈藥。從武漢到重慶的水路運輸，必經(jīng)川東石青陽部隊的防區(qū)，所以用普通的貨船運送軍火，那肯定是沒戲的。
吳佩孚接到劉湘的多次求援電后，無奈之下選擇用漢口“日清輪船公司”的日籍輪船來送貨，在民國初期，哪一派的軍閥武裝也不敢輕易招惹“洋人”，吳佩孚認為如此肯定安全。
不料賀龍獲得相關(guān)情報，在涪陵碼頭直接攔截查扣了這艘“宜陽丸”號，當場搜出來大批軍火，僅子彈就有130多萬發(fā)。
（第120師師長期間）
私運軍火當然是大罪，賀龍不僅扣船扣貨，還羈押了日籍船員17人和吳佩孚的軍械處長張運磯，消息立時引發(fā)輿論大嘩，各界人士紛紛為賀龍的敢做敢為“點贊”，也有人很為他捏一把汗，這明顯是捅了馬蜂窩。
日本駐宜昌總領(lǐng)事貴根聞訊后，親自出馬來到涪陵交涉，要求放人放貨，遭到賀龍的斷然拒絕，并將“宜陽丸”事件的內(nèi)幕通電中外。事件亦驚動了日本政府，北平的駐日使館拼命給北洋政府施壓，在各方的斡旋下，賀龍最終同意釋放日籍船員，但是貨物堅決扣留。
石青陽特佩服賀龍的強硬立場，隨后將截獲的軍火全部裝備了“川東邊防軍”，而賀龍的部隊也分到了相當?shù)姆蓊~，遂實力大增。
（賀龍在延安）
1923年11月25日，孫中山親自任命賀龍為“四川討賊軍第九混成旅”旅長，從營級、團級再到旅級軍事主官，賀龍終于邁進將軍行列。遺憾的是，川中之戰(zhàn)熊克武最終敗在劉湘手下，其所部“討賊軍”也分崩離析，有的投靠劉湘，有的自立山頭。
唯有賀龍矢志不移，跟隨熊克武退出四川，輾轉(zhuǎn)撤到黔東的銅仁地區(qū)落腳，其旅部就設(shè)在周逸群的家中，從此相識相知。周逸群，黃埔二期生，1924年的老黨員，北伐戰(zhàn)爭開始后，受組織委派出任賀龍部隊的政治部主任，既是賀龍參加革命的引路人，也是入黨介紹人。
1931年5月，紅二軍團政委兼湘鄂西特委書記周逸群同志，在戰(zhàn)斗中英勇犧牲。
（周逸群）
1924年12月，熊克武重新組建“川滇黔建國聯(lián)軍”，下轄兩個軍五個師，賀龍所部被改編為第一軍第1師，下轄兩個旅近萬人。熊克武與孫中山商定，“川滇黔建國聯(lián)軍”出湘西取荊沙，然后與廣東方面的北伐部隊會師于武漢。
方針既定，于是1925年初，熊克武以賀龍第1師為前鋒，向澧州攻擊前進，僅用24小時就攻克全城。賀龍繼續(xù)督師前出，連克津市、慈利等湖北名城，軍威聲震兩湖，所部第1師兵力也發(fā)展到13000余人，裝備有步槍8400余支、手槍840支、機槍78挺、各種炮56門以及戰(zhàn)馬500匹。
可以看出，在當時各路軍閥武裝的師級部隊中，賀師絕對是一支裝備精良、戰(zhàn)力強悍的勁旅。
（解放戰(zhàn)爭中）
正當熊克武部積極向荊沙地區(qū)進攻時，1925年3月孫中山突然逝世，廣州國民政府命令“川滇黔建國聯(lián)軍”班師回粵休整，熊克武只能從命。而賀龍認為廣州政治形勢不明朗，蔣、汪等人并不認可這支軍隊，堅決要求率第1師留在湘西以策萬全，熊克武考慮之后同意了。
果然，熊克武回到廣州即被下獄，“川滇黔建國聯(lián)軍”也被瓦解，大部繳械被并入譚延闿的湘軍，而留在湘西的賀龍第1師，成為這支軍隊唯一的血脈。熊克武離開后，湖南軍閥趙恒錫眼見賀龍勢單力薄，也糾集大軍來攻，企圖重新恢復(fù)對湘西的控制。
敵眾我寡，賀龍只好率兵且戰(zhàn)且退，第二次撤回貴州銅仁，暫時棲身在黔軍系統(tǒng)之內(nèi)。
（解放成都）
三、賀龍部隊參加北伐戰(zhàn)爭。
1926年3月間，國內(nèi)政治形勢又發(fā)生較大變化，廣州國民政府已經(jīng)完成了兩廣的統(tǒng)一，正醞釀北伐，而湖南的軍閥也分裂為趙恒錫、唐生智兩大部分。趙恒錫是吳佩孚的死黨，那么盤踞湘南的唐生智只能投靠了廣州政府，總得抱一顆大樹嘛。
不久趙恒錫出兵攻唐，唐生智當然向廣州方面求援，于是北伐戰(zhàn)爭的序幕拉開了。廣州國民政府一邊調(diào)集主力準備北上，一邊命令李宗仁的第七軍自廣西先行出動，增援唐生智，同時派員聯(lián)絡(luò)黔軍各部參加北伐。
經(jīng)過一番討價還價，黔軍最終宣布加入國民革命軍作戰(zhàn)序列，所部編為第九軍（彭漢章）和第十軍（王天培），從貴州東部出兵參加北伐，第一步的戰(zhàn)略目標當然是湘西。
此時賀龍所部的番號已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1師，作為黔軍的先頭部隊，重新殺回湘西，于是有了開篇的“兩賀大戰(zhàn)”。奪取常德和澧州之后，根據(jù)北伐軍總司令部的命令，黔軍主力揮師北上經(jīng)略湖北，賀龍的第1師連克沙市、石首等鄂西重鎮(zhèn)，兵鋒直指宜昌。
1926年12月7日，北伐軍（黔軍主力）攻入水陸咽喉宜昌城，其中賀龍的第1師俘敵數(shù)千繳槍3000余支，戰(zhàn)功卓著，受到北伐軍西路軍前敵總指揮唐生智的通令嘉獎。要知道，賀龍的部隊雖然先后打過川軍和黔軍的旗號，但是骨干力量其實仍是湘西子弟。
加之賀龍能征善戰(zhàn)，所以第九軍第1師很快成為各方競相拉攏的“香餑餑”，1926年12月23日，唐生智和蘇聯(lián)顧問巴羅夫一行，專程趕到宜昌勞軍，籠絡(luò)之意溢于言表。唐生智還當場宣布，賀龍的第1師改由前敵指揮部直轄，番號更改為“獨立第15師”。
（唐生智）
獨立第15師在宜昌戰(zhàn)役中收編了不少北洋軍部隊，加之繳獲頗豐，于是就地擴充為五個旅15個團的編制，兵力也接近了20000人，這都快趕上一個軍了。
值得注意的是，賀龍在當時的國民革命軍系統(tǒng)里，屬于沒有派系沒有后臺的“另類武裝”，加之出身草莽桀驁不馴，因而遭到各派的忌憚的覬覦。
先是老蔣以“整編”為名，于1927年2月19日下令，將獨立第15師原有五個旅15個團20000余人的規(guī)模，縮編為5個團和3個直屬營，只給11000人的額定兵員數(shù)，多出來的近萬人予以就地遣散。
接著是王天培黔軍第十軍、何鍵的湘軍第35軍等部，紛紛向國民政府告黑狀，以賀龍部隊“出身草莽、紀律不嚴”等理由，要求解散該部，其實無非就是想吞并這支部隊，同時控制位置敏感的宜昌罷了。
（南昌起義劇照）
為調(diào)查事情真相，武漢國民政府遂派出以吳玉章部長（中共黨員、延安五老之一）為首的調(diào)查團，前往宜昌處置。吳玉章到達宜昌后，親眼目睹了何健和王天培的胡作非為，也發(fā)現(xiàn)他們的部隊正摩拳擦掌，準備消滅賀龍的獨立第15師。
吳玉章嚴厲申斥了何健等人，不過形勢復(fù)雜，為了息事寧人，武漢方面后隨后將獨立第15師調(diào)離宜昌，第一步先至鄂城地區(qū)整訓(xùn)，后調(diào)至武漢擔任警備任務(wù)。
在這次事件中，賀龍深受觸動，也為我黨的深明大義和處事公允所感動，政治立場愈發(fā)堅定。
而不久以后周逸群的到來，使他的政治態(tài)度也日趨明朗，對老蔣和各路軍閥充滿厭惡感。
（南昌起義劇照）
四、賀龍第一次拒蔣拉攏。
1927年春，北伐軍整體上推進至長江中下游地區(qū)后，內(nèi)部也發(fā)生了矛盾，唐生智、張發(fā)奎擁汪組建武漢國民政府。而黃埔系和桂系則擁蔣，在南京又搞了一個國民政府，雙方都宣稱自己是正統(tǒng)，史稱“寧漢分裂”。
比較而言，武漢的汪精衛(wèi)當時還偽裝成“左派”面孔，繼續(xù)奉行國共合作，所以賀龍自然全力擁護武漢政府。在南京的老蔣，為了瓦解武漢方面的軍事力量，特派總司令部秘書長李仲公等人，秘密潛入武漢拉攏各派武裝。
李仲公通過私人關(guān)系聯(lián)系到了賀龍，相約在武漢見面唔談，這個李仲公原是汪派的人，是后來才轉(zhuǎn)投老蔣的一個變色龍，人在鄂城的賀龍不明就里，隨口答應(yīng)見面。
1927年3月15日，賀龍在獨15師武漢辦事處宴請李仲公，席間李仲公話鋒一轉(zhuǎn)，言及賀龍只要投蔣，將立即晉升為軍長兼省主席，并可得到大筆軍費。賀龍這才弄明白，原來李某人是老蔣的說客，乃冷笑一聲離席而去，隨即下令將李仲公抓捕扣押，轉(zhuǎn)交唐生智處理。
這是賀龍第一次拒絕老蔣的拉攏，不到一個月以后，上海就爆發(fā)了“四一二事變”，蔣某人公開背叛革命，武漢方面群情激憤，左派勢力紛紛要求“東征討蔣”。其中尤以賀龍的態(tài)度最為激烈，因為在周逸群等同志的影響下，賀龍此時已非常擁護我黨的主張。
然而此時，吳佩孚殘部勾結(jié)楊森正蠢蠢欲動，企圖反攻武漢，而奉系張作霖也出動10萬大軍沿京漢鐵路南下，直逼武漢三鎮(zhèn)。武漢政府為求自保，只好先擱置“東征”，全力實施進一步“北伐”。
賀龍的部隊一馬當先北上作戰(zhàn)，1927年5月下旬，賀龍率部突破奉軍沙河防線，俘敵3000余人，繳獲四個團的武器裝備，隨后又參加了對臨穎的總攻，連戰(zhàn)皆捷，讓前敵總指揮、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fā)奎刮目相看。
為了嘉獎賀龍的赫赫戰(zhàn)功，汪精衛(wèi)、張發(fā)奎也為了拉攏該部，于6月15日發(fā)布命令，將獨立第15師擴編為第20軍，任命賀龍為軍長、周逸群為軍政治部主任。不過他們對于雜牌出身的賀龍，更多的只是利用而已，并不真正信任。
基本上哪里有難啃的骨頭，就調(diào)賀龍的部隊去打硬仗，但是一不給補充兵員、二不給補充槍彈、三不再給該軍按時發(fā)餉。 而獨15師在河南作戰(zhàn)期間，傷亡又很大，比如第5團戰(zhàn)前有1800余人，戰(zhàn)后銳減至365人。
因此獨15師在擴編成第20軍后，兵力不增反降，只余7000人（參加南昌起義七個團7500余人）。
（電影賀龍軍長劇照）
五、賀龍第二次拒蔣拉攏。
擊破北洋軍對武漢的反攻后，1927年6月26日，新任第20軍軍長賀龍率部班師返回武漢，受到各界的熱烈歡迎，此時第4軍、第11軍和第20軍均隸屬于第二方面軍的戰(zhàn)斗序列。在寧漢分裂、形勢錯綜復(fù)雜的歷史關(guān)頭，賀龍的這支王牌部隊，立即成為各方勢力爭奪的對象。
湘軍系統(tǒng)的唐生智，特派胞弟唐生明和親信葉翔等人，前來說項，要求賀龍脫離張發(fā)奎的二方面軍序列，接受他第四方面軍的指揮，賀龍以不利于武漢政府的團結(jié)為由，加以婉拒；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也通過漢口衛(wèi)戍司令李品仙，拋來橄欖枝，賀龍更是不為所動。
出手最闊綽的當然是坐鎮(zhèn)南京的老蔣，他派出的特使，是日本振武學(xué)校的同學(xué)、與黔軍頗有淵源的參謀長朱紹良，因為其早年曾在黔軍混跡過。
（朱紹良）
朱紹良是出身雜牌的蔣氏親信，1935年首批銓敘陸軍二級上將，抗戰(zhàn)期間的第八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他帶人秘密來到武漢后，通過黔軍舊部的關(guān)系，私下里約見了賀龍，一邊表達老蔣的“仰慕”之情，一邊開出了前所未有的大價碼，目標只有一個：要求第20軍投蔣。
相比于第一次李仲公的封官許愿，這次朱紹良奉蔣之命，可謂是下了血本，朱紹良開出的條件是：
1、在上海、南京各為賀龍置辦一棟豪華別墅；2、兼武漢衛(wèi)戍司令，同時將漢陽兵工廠交給賀龍全權(quán)警備和管理；3、只要賀龍發(fā)表通電，朱紹良可立即兌付300萬大洋，補足武漢方面一直以來拖欠第20軍的軍餉。
尤其是第2條，幾乎是所有軍頭夢寐以求和難以拒絕的，掌握了最大的漢陽兵工廠，有槍有彈就可以肆意擴充部隊，還會有大筆收入進賬！
（南昌起義劇照）
然而賀龍第二次予以堅拒，對這些優(yōu)厚的條件嗤之以鼻，考慮到朱紹良只是個說客，并且還是黔軍舊識，賀龍沒有像對待李仲公那樣直接抓起來，而是派出警衛(wèi)分隊，將朱紹良“禮送”出境。
其實就是武裝押送出去，一直“禮送”到九江才釋放，老蔣聞知，對此氣急敗壞。
1927年6月28日，賀龍專程拜望了第六軍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兩人深入交流了對目前時局的看法，賀龍深受啟發(fā)，并表達了自己的態(tài)度。
在這一基礎(chǔ)上，周恩來在周逸群的陪同下，于7月初在蘇聯(lián)顧問的公館里會見了賀龍，雙方相談甚歡。
賀龍在會見之后對周逸群堅定地表示：“無論形勢怎么變，我賀龍始終站在共產(chǎn)黨和工農(nóng)大眾一邊”！
六、毅然參加南昌起義。
1927年7月5日，武漢國民政府在武昌舊督軍署大樓內(nèi)，舉行“東征討蔣”誓師大會，決定任命唐生智為東征軍總司令，以唐部湘軍從江左岸進兵、以張發(fā)奎的粵軍和程潛的湘軍從江右岸進兵，以賀龍的20軍和葉挺的第11軍為前鋒，各部會攻南京。
然而當賀龍率部星夜兼程挺進到九江時，卻接到了武漢政府的緊急命令，要賀、葉二部停止前進原地待命，賀龍不知原因心急如焚。
原來汪精衛(wèi)得知馮玉祥、劉湘等部隊聯(lián)蔣后，也決定叛變革命了，在武漢召開了秘密會議，并且于7月15日公開發(fā)動了反革命政變。
當天周逸群得知消息并告知賀龍，賀龍勃然大怒，隨即決定接收逃出武漢的黨員和工農(nóng)群眾，全部安排到第20軍教導(dǎo)團隱蔽，第20軍此時實有兵力7500余人。
汪精衛(wèi)叛變革命后，對于掌握部隊思想進步的賀龍、葉挺猶不放心，派出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至九江邀請賀、葉兩位將軍上廬山“開會”，陰謀扣押他們并解除兵權(quán)。
危急時刻，身份沒有暴露的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秘密下山，及時通報消息，遂使賀龍和葉挺免遭敵人毒手。
1927年7月23日，鑒于形勢的嚴重惡化，中共代表譚平山在九江飯店主持召開會議，提出了準備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計劃，并要求賀龍率第20軍迅速向南昌集中，賀龍毫不猶豫地答應(yīng)了：“早該動手了！共產(chǎn)黨怎么說，我就怎么干”！
1928年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fā)，賀龍被任命為起義部隊總指揮，從此走上一條新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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