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金順
在致袁枚的回信中，孫星衍為考據(jù)學的合理性進行了多重辯護。其中的一個理由是出于朝代競賽的需要。在他看來，受到戰(zhàn)爭等因素的影響，很多古籍失去了公開流通的機會。例如北宋時期《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事類賦》等類書所引用的很多古籍，南宋士人就很難有公開閱讀的機會；而清代四庫全書的編修以及各種文物的出土，相當于提供了發(fā)現(xiàn)“新史料”的機會。借助這些“新史料”，再加上考據(jù)方法的恰當使用，清儒的見解必然會超過宋儒的見解。
對于清代乾嘉學者倡導的考據(jù)方法，現(xiàn)代人往往帶有某種“偏見”。概括說來，考據(jù)非常容易淪為饾饤之學，既缺乏對義理的探究，也很難做到經世致用。無獨有偶，作為乾嘉考據(jù)的重要代表人物，孫星衍也曾遭遇友人的類似質疑，所以免不了要替考據(jù)方法辯護。借助這些論辯性質的書信，我們可以有機會深入理解歷史當事人對于考據(jù)方法的思考。
圍繞考據(jù)的 “策反”與“辯護”
孫星衍字淵如，號伯淵，江蘇常州人。他出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逝于嘉慶二十三年（1818），剛好處在乾嘉考據(jù)極為盛行的時代。不過他在青少年時期卻以詩文著稱，并與常州地區(qū)的洪亮吉、黃景仁、趙懷玉、楊倫、呂星垣、徐書受合稱為 “毗陵七子”。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在南京鐘山書院讀書的孫星衍結識了定居南京的袁枚。袁枚在多個場合高度評價了孫星衍的詩文：“天下清才多、奇才少，今淵如乃天下奇才也”，并且引為忘年交 （錢泳：《履園叢話》卷六，張偉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58頁）。
不過孫星衍的學術興趣逐漸出現(xiàn)轉移，即不再熱衷于詩文，而是轉向考據(jù)。為了拯救自己心目中的 “天下奇才”，乾隆六十年（1795）前后，袁枚給孫星衍寫過多封“策反”信。不過限于史料，目前僅能看到其中的一封信：
日前勸足下棄考據(jù)者，總為從前奉贈“奇才”二字，橫拒于胸中。近日見足下之詩之文，才竟不奇矣，不得不歸咎于考據(jù)。蓋晝長則夜短，天且不能兼，而況于人乎？故敢陳其穴管。足下既不以為然，則語之而不知，舍之可也，又何必費一片苦心，援儒入墨，必欲拉八十翁，披膩顏帢，抱《左傳》逐康成車后哉？今而后，仆仍以二十年前之奇才視足下，足下亦以二十年前之知己待仆。如再有一字爭考據(jù)者，請罰清酒三升，飛遞于三千里之外 （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第5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頁）。
從內容上推測，袁枚此前已經寫過一封“策反”信。而孫星衍在回信中不僅拒絕了袁枚的建議，還試圖反過來勸說袁枚轉向考據(jù)，這才引出了上引的第二封信。在這封信中，袁枚要求雙方各自放棄“策反”對方的意圖，為了保住來之不易的友誼，以后不再討論與考據(jù)有關的問題?！傲P清酒三升”雖然是約定俗成的說法，但如果嚴格執(zhí)行起來，那也需要6斤左右的好酒量才行。而從《袁枚全集》收錄的書信來看，此后的袁枚應該信守了只字不提考據(jù)的承諾。
在致袁枚的回信中，孫星衍為考據(jù)學的合理性進行了多重辯護。其中的一個理由是出于朝代競賽的需要。1930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有過如下論斷，“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不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陳寅?。骸督鹈黟^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頁）。對照來看，孫星衍也曾有過類似的說法。在他看來，受到戰(zhàn)爭等因素的影響，很多古籍失去了公開流通的機會。例如北宋時期《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事類賦》等類書所引用的很多古籍，南宋士人就很難有公開閱讀的機會；而清代四庫全書的編修以及各種文物的出土，相當于提供了發(fā)現(xiàn)“新史料”的機會。借助這些“新史料”，再加上考據(jù)方法的恰當使用，清儒的見解必然會超過宋儒的見解，“近時開四庫館，得《永樂大典》所出佚書甚多；及儒道二藏載有善本古書，前世或未之睹；而鐘鼎碑碣，則歲時出于土而無窮。以此言之，今人必當勝古；而反以為列代考據(jù)如林，不必從而附益之，非通論矣”（孫星衍：《孫淵如先生全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90—91頁）。
考據(jù)能力在斷獄中的發(fā)揮
嘉慶二年（1797），朱珪也曾寫過一封類似的 “策反”信。遺憾的是，朱珪并未將這封信收錄于個人文集。根據(jù)孫星衍的回信來推測，朱珪質疑考據(jù)的理由是無法經世致用。為了反駁這種偏見，孫星衍以自己的從政經驗為依據(jù)，認為考據(jù)至少可以幫助官員審理疑難案件，“吾儒之學，往于都官中有談明心見性之學者，自以為有得。試以疑獄，卒不能斷，是知虛空之理無益于政治也”（《孫淵如先生全集》，第196—197頁）。
作為科舉考試的幸運兒，孫星衍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中進士，乾隆五十三年（1788）授翰林院編修，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六十年間在刑部任職。對于孫星衍在刑部任職的經歷，目前留下的記載甚少。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時任刑部尚書胡季堂非?？粗貙O星衍的考據(jù)能力，“每疑難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十八司以為規(guī)格”。例如在一起皇帝轉交刑部復核的死刑案件中，甲為了保護已經再嫁的母親乙，打死了丙。爭論的焦點在于，嫁母是否應該被視為法律意義上的親母，因為這將牽涉到能否減刑。對此，多數(shù)人的理解為：既然已經再嫁，那么嫁母就不應該被視為法律意義上的親母。通過復雜的考證（具體過程未交待），孫星衍認為既有理解并不符合禮制的原意，再嫁的母親、被休棄的母親都應被視為法律意義上的親母，所以甲應該被減輕處罰。
經過刑部的歷練之后，孫星衍開始在地方輾轉任職。嘉慶元年（1796），孫星衍曾經短暫署理過山東按察使，期間受理過很多案件，例如：
（一）甲邀請乙到家喝酒，乙因為醉酒、跌進火炕被燒死，甲因為醉倒、并未施救。州縣官員將甲奪壺斟酒的行為解釋為爭斗，所以援引斗殺律擬罪?？墒菍O星衍將奪壺斟酒解釋為一種勸酒禮節(jié)，并且“奪壺”還包含有（下轉14版）
（上接13版）控制對方過量飲酒的意圖，故而改為援引過失殺人律擬罪。
（二）甲拖欠乙的債務不還，乙脫去甲的衣服抵債。出人意料的是，甲很快因病猝死，而州縣官員認定乙應對甲的死亡負有直接責任?？墒菍O星衍認為乙死于農歷三月，即便脫去衣服，山東地區(qū)的氣溫也不足以將人凍死，所以乙應對甲的死亡負有間接責任，故而改為威逼人致死律擬罪。
公允地說，如果排除貪污腐敗、權力干預的可能性，無論是孫星衍駁回的判決，還是孫星衍改擬的判決，至少在判決書擬定者看來都應是合理的。至于其他人能否接受，關鍵要看兩者是否享有共同的“常識”或者“一般的知識、思想與信仰”。在日常生活中，“這種一般的知識、思想與信仰真正地在人們判斷、解釋、處理面前世界中起著作用”（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故而考據(jù)在審理疑難案件中的作用可以概括為：通過對關鍵字詞含義的重新梳理，可以挑戰(zhàn)舊的“常識”，建立新的“常識”。
當然站在孫星衍的立場看，他所駁回的判決都是“錯誤”判決。由于“錯誤”判決的大量出現(xiàn)，孫星衍認定山東地方官員及其幕友的法律素養(yǎng)存在問題。為此，他嘗試進行制度變革。在此之前，遇到上控案件，山東按察使一般會將上控案件轉給首府縣官員審理；在此之后，孫星衍親自審理上控案件，并且拒絕聘請刑名幕友（以上皆見張紹南：《孫淵如先生年譜》，周和平等主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19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477頁）。嘉慶四年（1799），在家守孝的孫星衍給時任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的何道生寫信，再次批評山東等地官員及其幕友的法律素養(yǎng)：
今日風氣，州縣成讞，至院司改而從輕，抽換卷宗，非獨后患也。其流弊，書吏、幕賓借此招搖，則殺人者不死，遂開行賄之門矣！中州、山左近京邑，辦案尤多牽掣。曩時有案則夤緣要路以亂法。此數(shù)省掣肘之地，非得鐵中錚錚者惟臬司，則民命不可問也。吾兄居得言之時，留心經世之事宜知之。（陳烈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頁）
為了提高地方官員及其幕友的法律素養(yǎng)，孫星衍曾經設想編撰一部《大清律疏義》的考證書籍。遺憾的是，他選中的編撰助手更加傾向于考證經史，對于考證法典的興趣不大，所以并未付諸實施（武億：《授堂文鈔》卷一〇，《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46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170頁）。
失望之余，孫星衍轉而投身元版《唐律疏議》的翻刻工作，并最終于嘉慶十二年（1807）在南京出版。在《重刻故唐律疏議序》中，孫星衍說了一段晦澀難懂的話：“自唐永徽律以后，宋元皆因其故。惟明代多有更改，又增 《奸黨》一章，以陷正士，而輕其輕罪，重其重罪?；蜓暂p罪愈輕則易犯，重罪加重則多冤，非善政也?！保▌⒖∥狞c校：《唐律疏議》，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68頁）盡管省去了具體的考證過程，孫星衍顯然是想站在唐律的立場批評明律（自然也包括清律）。幸運的是，清末律學家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編》中仔細考證了唐明律的差別。其中，“輕其輕罪”指的是減輕針對凡人的處罰，“重其重罪”指的是加重針對大臣的處罰。至于“非善政”的具體含義，薛允升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接把話挑明，“唐律以宮衛(wèi)為首，蓋所以尊君也……唐律于名例之首即列八議，議請減之后，又繼以官當蔭贖，其優(yōu)恤臣工者，可謂無微不至矣。明律俱刪除不載，是只知尊君，而不知禮臣，偏已”（薛允升：《唐明律合編》，懷效鋒、李鳴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21頁）。
“妄行駁詰”還是出于公心
需要注意的是，孫星衍在論述考據(jù)的用途時應該有所保留。換句話說，考據(jù)不僅能夠幫助官員審理疑難案件，而且能夠成為制度變革的重要推手。他在山東任職期間的作為就是例證，但是并不限于此，為此我們需要拉長考察的時段。
在閱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時，筆者發(fā)現(xiàn)：雍正帝、乾隆帝經常指責刑部“妄行駁詰”，并且認定后者存在私心。所謂“妄行駁詰”，就是皇帝更加認可地方督撫原先擬定的判決，并不認可刑部做出的駁回重審的決定。其中一段記載特別有趣：雍正五年（1726）六月十九日，雍正帝龍顏大怒，事情起因于胡大保雞奸未遂、勒死曹柱兒的案件。對于這起案件，田文鏡援引強行雞奸例，將胡大保擬斬立決；刑部認為既然雞奸未遂，那么就應該援引故殺律，將胡大保擬斬監(jiān)候，故而駁回了田文鏡擬定的判決?？墒窃谟赫劭磥?，田文鏡的判決非常合理，反倒是刑部的改駁建議極其不合理，“不肖惡徒將良人子弟強行雞奸，例應斬決；況因雞奸不從，以致勒死人命，則以強奸之惡徒兼以殺人之重罪者，何可矜可疑處，而反從末減”。至于刑部改駁的原因，雍正帝的解釋是：刑部官員嫉妒田文鏡所受的恩寵與褒獎，所以故意找茬，借此制造田文鏡用刑嚴苛的形象，“此特法司諸臣有意苛求田文鏡”。不僅如此，雍正帝還進一步上綱上線，讓田文鏡難堪就是讓雍正帝本人難堪。因為假若認可刑部的改駁建議，雍正帝將會承受用人不當?shù)闹肛?；假若認可田文鏡擬定的判決，雍正帝將會承受用刑嚴苛的指責，“用心詭譎，甚屬可惡”。發(fā)了一通脾氣之后，雍正帝最終拍板決定：“嗣后凡督撫咨文到部，而各部駁詰非理者，準該督撫密摺奏聞。此案著九卿問三法司是何意見，如此改駁？將此案主稿之員一并詳察，另議具奏?！保ㄖ袊谝粴v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325—1327頁）
受到史料的限制，筆者無法確認后續(xù)受罰的刑部官員名字，也無法確認他是否“本性難移”，再次觸犯龍顏。不過可以確認的是，這絕非是孤立的個體行為，而應是有組織、有預謀的群體行為，所以才會留下皇帝不斷斥責刑部 “妄行駁詰”的記載。其實這也容易理解，在案件復核的過程中，如果總是認可地方督撫擬定的判決，那么刑部很有可能淪為有名無實的橡皮圖章；只有尋找各種合理、不合理的理由駁回重審，地方督撫才有可能尊重刑部的權威。所以盡管“妄行駁詰”尚未獲得皇帝的認可，但是它的確可以成為擴充刑部權威的重要手段。
不過擺在刑部官員面前的難題是：如何將“妄行駁詰”與“公心”（而非“私心”）聯(lián)系起來，這樣皇帝也就失去繼續(xù)指責“妄行駁詰”的理由。不難想象，刑部官員必然是摸著石頭過河，并且經歷了很多失敗的嘗試?；剡^頭來看，孫星衍改擬的判決也類似于“妄行駁詰”；可是至少從形式上看，孫星衍改擬判決完全是出于“公心”（或者出于純粹學術的考慮），并未將個人的“私心”摻雜進來，這恐怕才是刑部尚書胡季堂賞識孫星衍的真正原因。
當然在討論孫星衍法律實踐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忽略刑部尚書胡季堂所扮演的角色，畢竟孫星衍充分發(fā)揮考據(jù)特長的機會是由胡季堂提供的。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全文影像數(shù)據(jù)庫收錄有八部刑部說帖類古籍。在一篇名為《說帖目錄序》的序言中，刑部直隸司郎中、總辦秋審、律例館纂修的陳廷桂指出：乾 隆 四 十 九 年（1784），時任刑部侍郎的胡季堂發(fā)明了刑部說帖制度，“始以此等案交律例館查核，權衡至當，而后行之，至今不衰。其查核旁參他條，詳檢成案，剖別疑似，辦【辨】晰微茫，折衷而歸于是，然后繕具說帖，備陳是非之旨，善近于古之參經義以斷獄者。自茲以往，其可以通律法所未備，而無其畸輕畸重之患矣”。換句話說，刑部說帖相當于法律專家出具的法律意見書，這也是孫星衍在刑部任職期間的主要工作。
如果說胡季堂發(fā)明了刑部說帖制度——這肯定是清代中期法律史上的重要變革，但是并未打算將其公開；隨著時間的推移，富含商業(yè)頭腦的刑部官員看到刑部說帖蘊含的商機，紛紛將其公開出版。為了推銷商品，刑部官員“妄行駁詰”的職業(yè)習慣再次展示出來。例如在介紹刑部說帖的淵源后，陳廷桂接著指出：“考現(xiàn)行官律之外，有匯纂、匯編、通纂、全纂諸種，大抵外省幕府參稽舊案、編輯備考之書。其識解未必皆貫穿，其征引未必無掛漏、尚能與律例相輔而行。刑部為刑名總匯，而館又為一部總匯，取珠于淵，采玉于山。求例于例所從出之地，豈不勝于管窺蠡測，而尤足以行之久遠而無弊哉。”（以上皆見宋謙輯：《說帖》，抄本，不分頁）從“未必”這個限定詞來看，陳廷桂并未完全否認 “外省幕府參稽舊案、編輯備考之書”的價值；至于建議舍棄“外省幕府參稽舊案、編輯備考之書”、轉而采用刑部說帖的理由，很大程度上帶有威脅性質：難道“讀者”擬定的判決想要被刑部駁回重審嗎？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