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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張家灣城 景浩 繪制 |
漂來的城池-八
張家灣殘留的城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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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太后河邊的曹雪芹像
通州幾個古城的興衰各有其因。張家灣因漕運興而興，也因漕運衰而衰。在沒有汽車也沒有鐵路的年代，縱貫南北的京杭大運河就是客貨運輸?shù)拿}。自遼代開始，張家灣就是運河之畔最繁忙的碼頭之一。至今張家灣鎮(zhèn)還有皇木廠村、磚廠村、北馬頭村等因漕運而形成的村落。
京杭大運河從通州到天津河段，被稱為北運河，又稱沽水、白河、潞河等。在元代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之前，這段河道已被用來運輸貨物。北運河的漕運史可以遠溯到前秦，《日下舊聞考》中稱“秦使飛芻挽粟”，說的是秦朝通過北運河運輸長城守衛(wèi)將士的軍需物資。東漢王霸開溫水漕運要用到潞河，漢末曹操掘泉州渠北征烏桓，也要“從泃河口入潞河”，只不過那時的潞河還屬于自然河道，但其漕運功能已被開發(fā)。
到了遼代，燕京改為南京（今北京），北京作為首都的雛形開始奠基，潞河漕運從此也變得異常重要起來。蕭太后開挖運糧河，自遼東遼陽輸送大量糧秣以供應南京，漕糧從營口入渤海，到天津沿潞河一線向南京（今北京）轉(zhuǎn)運，在今張家灣轉(zhuǎn)蕭太后河入京師，那時候的張家灣就開始成為漕運樞紐。
眾所周知，內(nèi)陸河流用于漕運，最重要的就是河流水量，而越往上游，交匯的河流也就越少，上游水量不足，漕運便無法實現(xiàn)。蕭太后運糧河入潞河口之所以選在張家灣，就因為張家灣正好是潞河上游眾多河流交匯的地方，是以今張家灣以南河段，又叫泗河（也叫南泗河，當時潞河在張家灣上游東側(cè)還有一個分支，叫北泗河，其上游也是四條河流交匯）。四河在此匯流，其南側(cè)東畔還有夏謙澤，西畔有皇家開展“捺缽”文化的延芳淀，兩處水面都很廣闊，延芳淀不僅可以滿足皇家“捺缽”，還可用作運河水量調(diào)節(jié)和漕船停泊。
張家灣成為北運河上的漕運樞紐，在這里建有碼頭，附近還建有幾處供皇家“捺缽”需要的糧倉，如今張家灣鎮(zhèn)轄村蒼上村，在遼代就是皇家御用倉儲地。而南來北往的船只在此停靠，也使張家灣繁華起來，張家灣鎮(zhèn)內(nèi)一街兩巷商鋪林立，達500余家，“日日為市、弦歌相聞，最稱繁盛”。山西商人曾在張家灣建有山西會館，曹雪芹家人曾在張家灣花枝胡同開有當鋪，由此可見張家灣在古時的繁華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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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灣因萬戶侯張瑄得名
封建王朝對潞河河道進行人工疏浚，有據(jù)可考是從金朝肇始。當時蕭太后運糧河上游河道（北京至通州段）早已淤塞，漕船只能在張家灣卸船改陸路轉(zhuǎn)輸，其艱難困苦狀況可想而知。
由此，開辟通州至中都（金朝北京名）的水路漕運又被提上了議事日程。蕭太后運糧河淤塞，水源也不夠充足，重新疏浚工程量巨大。權衡之下，金人選擇了流經(jīng)通州城北的另一條河道，它是高梁河東支，原是為灌溉大片田地而開鑿。這條河道較之蕭太后運糧河流程短一些，疏浚起來工程量也要少一些，但這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這里緊鄰通州城下，可以水陸兼顧。
金代里河漕運河道選擇通州城北的高梁河東支，張家灣在北運河上的漕運樞紐地位似乎被通州取代了。但這樣的結(jié)論還為時尚早，原因是張家灣擁有四河交匯的地理優(yōu)勢，北京至通州里河河道入潞河的河口位置可以人為選擇，潞河河道支持漕運的水量卻難以改變，而且金代里河漕運使用只有10年。還有就是張家灣南鄰的大片水泊夏謙澤和延芳淀，它們不僅可以調(diào)節(jié)下游河道的水量，還是漕運船只停泊的天然港灣。有金一代，張家灣仍然是北運河漕運的重要樞紐之一，浩瀚的延芳淀也是金朝皇族“捺缽”地和海陵王督造戰(zhàn)船演習水師的訓練場。
蒙古崛起金朝滅亡，金中都變成了元大都，北京從此更成為全國統(tǒng)一政權的首都，運河漕運也開始了它的鼎盛時期。但是，元代之前，張家灣的名稱是什么？卻無史料記載。在遼代，張家灣地區(qū)已經(jīng)成為蕭太后運糧河的樞紐，在它附近還建有皇家御用碼頭，這么重要的港口是不可能沒有名字的。今張家灣附近土橋、大高力莊、牌樓營等村，都發(fā)現(xiàn)有面積不等的漢墓，里二泗村南更發(fā)現(xiàn)達36萬平方米的大型漢墓群，這些都足以說明這一地區(qū)起碼在漢代就有人類在繁衍。當?shù)乩先私榻B說，漕運開始后，附近村民看準商機，在河岸兩邊建房設店，形成規(guī)模，漸成村落，大家遂把當時的張家灣地區(qū)稱為長店。元朝在北京立都之初，大都因蝗災急需從江南調(diào)運大量糧食，《元史》記載，至元十六年（1279），海盜出身的萬戶侯張瑄等自東南“造平底船六十只，運米四萬六千石，從海道至京師”。海運漕糧到天津?？?，沿遼時運河故道向大都轉(zhuǎn)輸漕糧，但船到長店再也無法上行。且不說連年征戰(zhàn)里河失浚，就是到通州潞河河段，也因為水量不足無法承運，所以漕船只能在長店泊岸，漕糧改由陸路向大都轉(zhuǎn)運。當年張瑄手握海運重權，為了向元朝統(tǒng)治者表明忠心，曾經(jīng)將族屬遷到長店，并在長店設立海運船隊總部，使長店成為重要的碼頭和物資集散地。正是因為張瑄，此地開始被稱為張家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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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城花了皇帝三萬兩
或者因為張瑄的這次救急太有名了，或者因為這一次的場面特別壯觀，人們從此只知張家灣而不記其前了。史書沒有記載，原來的名字就很難流傳，只是張家灣的歷史絕不能從元算起，不然一出張家灣古城門，就是一條遼時的蕭太后運糧河，卻說這個地方的歷史從元開始，豈不成了笑話。
張家灣作為北運河上的漕運樞紐，首先是個自然選擇，這種選擇在前在后得到過很多次印證，每當里河漕運河道因為各種原因不能使用，北運河漕船就只能上行到張家灣，張瑄的這一次只是特別經(jīng)典罷了。
元朝以大都（今北京）作為國都，對北京城的建設是劃時代的，北京作為全中國的首都從這時開始，今北京城作為大一統(tǒng)王朝首都的雛形由此奠基。北京歷來有“漂來的城市”之說，這一說法并不夸張，元朝在北京立都之初，大量的建材和物資都要從南方調(diào)運，當時所有貨物都只能在張家灣上岸，所以通州還有“先有張家灣，后有北京城”一說。
元大都作為大一統(tǒng)的皇朝首都，漕運問題必須得到根本性解決，開鑿貫通南北的京杭大運河勢在必行。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從開鑿山東濟州河開始，到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開通自北京到通州張家灣的通惠河，元代京杭大運河全線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達元大都，張家灣在北運河上的漕運樞紐地位愈加突出。
元末明初又一次改朝換代，北運河里河（通惠河）再一次淤塞停用，張家灣在北運河上的漕運樞紐地位卻愈加顯赫。明朝開國之初定都南京，時間耽擱了數(shù)十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又掣肘于既得利益官僚的阻撓，京杭大運河通州到北京的里河漕運，一直沒有得到恢復和重啟，張家灣就成為漕運的北端。由于古代水路運輸比之陸路更加重要和不可替代，張家灣的繁華甚至超過了在它上游作為州治的通州城。史地民俗專家王永斌在他的《歷史上的京畿碼頭——張家灣》一文中描述：“官船客舫，駢集于此，弦唱相聞，最稱繁盛。”明代兩位著名作家馮夢龍和凌蒙初合著《三言兩拍》，其中也有多篇故事背景涉及張家灣，詩稱“張灣千載運河頭，古壘臨漕勝跡稠”，大體上說明了張家灣當時的繁榮景象。
明嘉靖七年 (1528年) 巡漕御史吳仲重浚通惠河，將元代通惠河普濟閘以下河道改由通州城北入潞，張家灣作為北運河漕運北端的地位才被改變。北運河漕運北端碼頭移至通州城東北，用意仍是水陸運輸兩者兼顧，但張家灣作為北運河上的漕運樞紐地位仍然沒有動搖，這種狀況直到張家灣上游運河改道。
明朝中期國力漸弱，塞外蒙古各部卻死灰復燃，多次突破長城入襲中原，明英宗“土木堡之變”后，明朝已對北方民族轉(zhuǎn)入守勢。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十萬蒙古騎兵再次突破古北口長城，兵鋒指向通州一帶，當時通州已有城池，張家灣卻沒有城池可守，于是蒙古騎兵避開通州城繞道河東一線撲向張家灣。張家灣建有通濟倉，此時正有大量屯糧，如果這里被蒙古騎兵占領，存糧為之劫奪，敵兵獲得糧餉補充，北京城的危險就更大了。幸得“都御史王竱馳至通州，收艚舟艤潞河西，勿使為寇用。寇屯河東二十里孤山、洳口諸處，阻水不得渡”（《讀史方輿紀要》），張家灣的糧倉才算保住了。
《明史》記載：此次驚險過后，王竱給嘉靖皇帝上書，建議在張家灣建造城池以保此處糧倉不失，時任順天府尹的劉畿，也上書稱在張家灣“建城便于保衛(wèi)，利于固守”，要求在張家灣筑城?；实圻B接兩道上書，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決定搶筑張家灣城以保這里的糧倉，詔令順天府丞郭汝霖、通判歐陽昱負責工程建設。建筑材料不夠就四處搜羅，經(jīng)費不足就自己帶頭從伙食費里捐款，搶筑張家灣城拆毀了前朝通惠河廢棄的河口石閘，還用掉了嘉靖皇帝三萬兩的伙食費！
由此可見，張家灣在當時北運河漕運上的地位仍很重要。通州早在明初徐達、常遇春于洪武元年（1368年）北伐時就改筑磚城，這時的通惠河入北運河河口也已北遷通州城下，但對張家灣卻仍然不敢掉以輕心，這就是當時的狀況。
張家灣城建成時間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落成后周長約3公里，城墻高6米，厚3米有余，雖比不上通州城規(guī)模宏大，也算得上是一座比較堅固的城池了（此城后在1860年阻擊英法聯(lián)軍時發(fā)揮了作用）。為保衛(wèi)城池，明朝委派守備一員、駐防營兵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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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在此設多個衙門
張家灣城南臨蕭太后河，其南門外的通道就是河上的一座木橋，但城建成后交通壓力很大，木橋時壞時修。直到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才在一位叫張燁的官員資助和倡議下改建石橋，橋體全部用長條花崗巖砌成，這就是今天還基本保存完好的通運橋。通運橋因建在蕭太后河上，也叫蕭太后橋，至今仍可使用，并與張家灣古城遺址一起，被批準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明朝在張家灣設有大通關、巡檢司、宣課司、提舉司等。據(jù)明史記載，從永樂年間開始，朝廷因為漕運商業(yè)需要，在張家灣建許多塌房，所謂塌房就是官家出租給客商的貨棧。朝廷還在此設有寶源與吉慶二榷稅、皇店、通判都司以及鹽倉批驗所等官署，在它周邊儲存和加工物資的地方很多，如皇木廠、木瓜廠、料磚廠、花板石廠、鐵錨廠、鹽場等等，這些地方后來漸成聚落，今皇木廠、瓜廠、磚廠、鹽灘等村都因此得名。
城內(nèi)還有山西會館，位于十里街東側(cè)，明代是關帝廟，清乾隆間重修后改為山西會館，后來在此開辦學校，就是現(xiàn)張家灣中學的前身。學校規(guī)模擴大后，還占據(jù)了城里另外一座寺廟。
張家灣南門外關廂不僅是商品市集，在過去還有人市，評劇和二人轉(zhuǎn)里著名的《馮奎賣妻》就發(fā)生在這兒?！恶T奎賣妻》講述了明末大旱災，保定府的馮奎一家難以度日，決定把妻子李金蓮賣出去，后來被買主夏老三搭救，一家終于團圓的故事?！恶T奎賣妻》的唱詞里有：“夏老三下了官船往前走，眼前來到張家灣。張家灣設個賣人市，有賣女來有賣男?！?/p>
從繪制于清朝的《潞河督運圖》可以清晰看到，張家灣下游河道比較寬闊，水量充沛，而上游河道就相對狹窄?！奥汉佣竭\”的本意，正是要對進入這一段河道的船只實行管控。漕船通過張家灣駛?cè)肷嫌?，要?jīng)由督運者同意；漕船到土、石二壩繳納漕糧，也有嚴格的時間限定，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nèi)必須駛出，后來的漕船才能駛?cè)搿ｐ埵侨绱?，張家灣上游河段船只還非常擁擠，這就是當時的通州八景之一：萬舟駢集。
也是在清朝乾隆年間，曹雪芹的朋友敦誠乘舟去香河路過張家灣，寫了一篇《游雀林莊記》，他在文中這樣描述張家灣：“耳聽船夫吳歌軟語，眼觀岸邊貨物堆積如山?！?/p>
沿運河往來京城的達官顯貴、商賈行旅都要在張家灣上下船，張家灣城中商鋪、客棧林立。據(jù)《通州志》記載，清中期張家灣城內(nèi)還有會商30多家，甚至還有3家當鋪，其中就有曹雪芹家所開設的曹家當鋪。清代在張家灣仍設通判、都司等管理漕運事務的官署，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還把原設于通州的潞河水馬驛歸并到張家灣和合驛（之前由今西集鎮(zhèn)和合村遷至），從這兩個驛站名稱也可看出，通州這個“通”字水陸兼濟，只不過后來通州到天津的地貌已變化，原來的陸路阻隔得到緩解，驛館合并到張家灣已成為可能，如此既精簡了機構(gòu)，也便于通州城市功能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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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也漕運，衰也漕運
依仗漕運樞紐的位置，張家灣的重要性和發(fā)展狀況一度與州治所在的通州城比肩，甚至有超越之勢。在元代，張家灣發(fā)展的速度非常快，但要追上當時歷史已非常悠久的通州古城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元朝統(tǒng)治區(qū)區(qū)百年，留給張家灣追趕的時間并不充裕。
就運河漕運而言，應該說張家灣比通州城更勝一籌，但張家灣的發(fā)展主要靠漕運，而通州城卻勝在水陸兼濟，并且通州城還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那就是北京城的東大門，這也是通州地區(qū)歷史上有過四座古城，最終只有通州城保持下來的主要原因。
但是，張家灣因漕運興起而興盛，卻也因漕運停止而衰落。北運河停漕是在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張家灣卻趕在停漕之前就失去了其樞紐地位，而且還失得徹底，別說樞紐，甚至和漕運都沒了關系。嘉慶七年（1802年）京東大水患，上游洪水導致北運河改道，河道在張家灣上游甩尾東去……一夜之間，一直作為北運河漕運樞紐的張家灣遠離了運河（后來做過多次努力意圖恢復，但到嘉慶十三年即1807年徹底失敗，運河從此改道）。曾經(jīng)在此匯流的河流沿故道向東匯入新的北運河，張家灣迤東的運河故道只能用來運鹽，河道變窄，慢慢地就被人稱作小鹽河了。
運河改道，張家灣在北運河漕運上的樞紐地位驟失，一下子和漕運幾乎沒有了關系，瞬間變成明日黃花。至光緒二十七年，天津到北京的鐵路開通，北運河停漕，通州城也開始衰落，并由州降級為縣。從此以后，張家灣的命運就和通州的命運融合成一個整體，隨著現(xiàn)代陸路交通發(fā)展，通州陸路通衢天下的優(yōu)勢漸漸顯現(xiàn)，京津唐、京沈等高速公路和京津高鐵等的修建，使通州通往華北東北、東北和天津的交通樞紐地位再次凸顯。
漕運的輝煌雖然已成過去，但漕運文化卻在張家灣留下了厚重的印記：遼代的蕭太后運糧河、元代的通惠河河口閘遺址等等，張家灣留下歷史的遺跡仍有不少：古城墻、通運橋、漕運來的巨石、600年的皇木廠古槐……
張家灣是一座因漕運而興起的古鎮(zhèn)，但它的人文歷史不止漕運。在張家灣流傳著一個“九缸十八窖”的傳說，說是這里一座寺廟的老方丈為后人埋下了銀子，以備廟宇敗落后重新修建。傳說中的銀子還沒有被發(fā)現(xiàn)，但1981年在張家灣附近的燒酒巷村，已發(fā)掘出土了一大窖漢代五銖錢，總重量足有一噸之重！1992年在張家灣又發(fā)現(xiàn)曹雪芹“墓葬刻石”，這使它又成為紅學家們關注和研究的焦點。
曹雪芹“墓葬刻石”出土于張家灣村西“大扇地”曹家墳，在清史檔案中可以查到，曹家“通州典地六百畝，張家灣當鋪一所，本銀七千兩……”在張家灣古城，有曹家當鋪、染坊、鹽店和曹家井等遺跡，通州已故文史專家周良曾依據(jù)《紅樓夢》，對張家灣的地名古跡進行過對比考察：十里街、大小花枝巷、葫蘆廟、饅頭庵（在原古城西南200米處）、鐵檻寺、地藏庵、櫳翠庵、玉皇廟并達摩庵等等，太多巧合讓人不得不對一代文豪與張家灣的關系進行考問。
盡管紅學界對曹雪芹“墓葬刻石”真?zhèn)芜€存在激烈爭議，曹雪芹與張家灣的密切關聯(lián)卻不容置疑。此外，張家灣古城原在古延芳淀北岸一側(cè)，遼、金、元皇家“捺缽”文化也與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今鎮(zhèn)域南部更轄古延芳淀的大部范圍，只以漕運就不能全面說明張家灣的歷史了。曹雪芹“墓葬刻石”的發(fā)現(xiàn)，延芳淀濕地公園的開發(fā)，給張家灣未來的發(fā)展增添了更多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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