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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集》的文學(xué)史意義  

王輝斌

作者介紹

摘 要

在宋金元詩歌史上，有三部頗為重要的詩歌總集，依刊刻的時間次序，其分別為元好問《中州集》、吳之振等《宋詩選》、顧嗣立《元詩選》[1]。這三部詩歌總集，無論是從蒐集各自時代的詩人詩作而言，抑或是著眼于保存一代之文獻(xiàn)以論，都是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xiàn)的。而成書時間最早的元好問《中州集》[2]，在這方面則更是一種典范，這是因為，此書不僅是金人選金詩的一部權(quán)威性著作，而且也是金代文學(xué)史上惟一的一部詩歌總集，正因此，故其多為后人、特別是清代學(xué)者所推崇。如錢謙益《<列朝詩集>序》引明末詩人程嘉燧語云：“以詩系人，以人系傳，中州之詩，亦金源之史。”[3]而清代四庫館臣于《四庫全書總目·中州集》的“提要”中則認(rèn)為，《中州集》具有“以詩存史”、“足存一代之公論”、“其選錄諸詩，頗極精審，實在宋末江湖諸派之上”等多方面的特點[4]。凡此，均可表明，《中州集》確實是一部有別于其他詩歌總集的詩歌總集，而吳之振等編選《宋詩選》、顧嗣立編選《元詩選》時，都不同程度地受《中州集》之影響的事實，又可為之佐證。

集金代詩人詩作之大成

元好問一生的著述雖然頗為豐碩，但《中州集》卻是最能體現(xiàn)其文學(xué)主張、詩學(xué)觀念、選家思想、史學(xué)認(rèn)識、文獻(xiàn)識見的一部著作。此書編撰于蒙古大軍圍攻汴京、金哀宗出逃的第二年，即金哀宗天興二年（1233年）。翌年，歷史上的大金國滅亡。天興二年五月，元好問被羈管于今山東聊城，開始編纂《中州集》，十月二十二日，書竣，作《<中州集>序》。蒙古海迷失后元年（1249年），《中州集》在真定提學(xué)趙國寶的資助下得以板梓，張德輝并為之作《<中州集>后序》，附于卷末。對此，元好問《挽趙參謀二首》其二有載：“篇什中州選，兵間僅補(bǔ)完。風(fēng)人定誰采，墨本賴君刊?！盵5]詩題中的“趙參謀”即趙國寶，而“墨本賴君刊”一句，所指即為趙寶國資助板梓之事。又“兵間僅補(bǔ)完”五字表明，《中州集》在天興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完稿后，還曾進(jìn)行過不斷的修改與補(bǔ)充，而卷六所收王若虛“三十三首”詩的事實，又可為之佐證。據(jù)舒大剛《王若虛年譜》，知王若虛卒于公元1243年，其時距元好問作《<中州集>序》的天興二年（1233年），已為整10年之隔，可見，王若虛其人其詩之于《中州集》，是確為元好問后來所增補(bǔ)無疑。從始編、增補(bǔ)到梓行，因戰(zhàn)亂、刊刻經(jīng)費(fèi)等原因，《中州集》前后共經(jīng)歷了17年之久，這種情況在元好問的著述史上，也是甚為罕見的。

元好問對《中州集》的編撰，主要依據(jù)的是由魏道明編輯、商衡手抄的《國朝百家詩略》一書，對此，元好問在《<中州集>序》中曾進(jìn)行了專門的交待。為便于認(rèn)識，茲迻錄《<中州集>序》的全文如下：

《序》文說得很清楚，元好問所編撰的《中州集》，是合商衡之子商孟卿所“攜其先公手抄本”《 國朝百家詩略》而“為一編”的，商衡的手抄本既名為“百家詩略”，則其至少當(dāng)選錄了100位左右的“國朝”詩人的詩歌。而元好問在“留滯聊城”之所編者，不是依據(jù)的有關(guān)文獻(xiàn)記載與當(dāng)時出版物之類的詩歌集本，而主要是憑“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隨即錄之”之所得。即是說，《中州集》所收錄的金代詩人之詩，主要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為魏道明編輯、商衡手抄的《國朝百家詩略》，一為元好問自己靠記憶所得的“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而據(jù)《中州集》將魏道明之詩編于卷八的實況，又可知魏道明在編《國朝百家詩略》時，是并沒有將他自己的詩收錄其中的。如此，則《中州集》前七卷所選錄的109人的詩，當(dāng)主要是據(jù)《國朝百家詩略》而為，這是因為，其“百家”之“百”并非為一個確數(shù)[7]。而后三卷，則應(yīng)是元好問在聊城“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的結(jié)果。元好問將二者合“為一編”之后，還為所選錄的詩人均撰寫了作者小傳。這種合二者為一編的實況，應(yīng)是導(dǎo)致《中州集》前七卷與后三卷在體例等方面存在著不統(tǒng)一、不諧調(diào)的原因之所在。

《中州集》全書依十干為序，即共由十卷十集（每卷為一集）組成，共收錄了251位作者的2062首詩。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251位作者中，今有詩文集流傳者，僅為5人，即蔡松年《明秀集》、王寂《拙軒集》、王庭筠《黃華集》、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集》、王若虛《滹南遺老集》。此外，未被編詩于《中州集》而有詩集傳世者，則有李靖民《莊靖集》、段克己、段克成《二妙集》，以及元人房琪所編麻革、張宇等8位金代遺民詩人（含段克己、段克成兄弟）之詩的《河汾諸老詩集》[8]。此9人之詩之所以未能入選《中州集》者，是因為《中州集》編竣刊行時，這些人均健在人世，即其與《中州集》只收錄已逝詩人詩作的宗旨迥不相及。但盡管如此，金代大部分詩人的詩歌因《中州集》而得以保存與流傳，則為事實。僅此，即可見出《中州集》的文學(xué)史功績之一斑。

與郭元釪編《全金詩》所收錄358人的5544首詩、薛瑞兆、郭明志重編《全金詩》所收錄534人的12066首詩相比，《中州集》所收錄的251位作者的2062首詩之量，顯然是要遜色許多的。但是，這兩種后出的《全金詩》，雖然在時間上相隔近300年[9]，但二者卻有著一個共同點，即其都是以《中州集》為基礎(chǔ)進(jìn)行編輯或者重編的，如郭元釪編《全金詩》一名《御訂全金詩增補(bǔ)中州集》的事實，即可證之。而且，這兩部《全金詩》的編輯，都是進(jìn)行于遠(yuǎn)離戰(zhàn)爭的年代，即其與數(shù)百年前元好問編撰《中州集》的時局、環(huán)境、條件等方面相比，都是具有很大的區(qū)別的。即是說，金代251位詩人的2062首詩，在“兵火散亡”之際，不僅因《中州集》的編撰而得以保存，而且就當(dāng)時的文獻(xiàn)資料等條件來說，其所收錄的這些詩歌，是足可稱得上集金詩之大成的。這是因為，一則在此之前，金代無類似《中州集》這樣的詩歌總集刊刻印行，二則將2062首詩歌編為一集并梓行者，就當(dāng)時“兵火散亡”的實況言，實屬是對有金一代文獻(xiàn)之掄救。正因此，在郭元釪編《全金詩》問世之前的元明清三代，大凡論說金詩者，即都是以《中州集》為其依據(jù)的。僅從這一意思上講，《中州集》之于金代文學(xué)而言，實在是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的。因此，其對于金代文學(xué)特別是金代詩歌的研究有著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乃是不言而喻的。

有金一代最早的詩歌史

《中州集》雖然編撰于金朝危亡之際，且沒有“凡例”之類的文字說明，但其認(rèn)真細(xì)致的目錄編排則告訴時人與后人，這是一部具有“編年體”性質(zhì)的詩歌總集。即其在具體的編纂過程中，所采取的是“以年為序”的編輯方法。就金代文學(xué)的分期言，文學(xué)史家一般將其劃分為初、中、晚三個時期，即從金朝立國到海陵王末年（1115—1160年）為初期；從金世宗初年到衛(wèi)紹王末年（1161—1213年）為中期；從金室南渡到金代滅亡（1214—1234年）為晚期[10]。對于初期，又一般稱之為“借才異代”時期；中期由于主要是指金世宗、金顯宗兩朝，故又稱之為“大定、明昌”時期；而晚期則有稱之為后期或“南渡”時期的。金代文學(xué)的這種“三期說”，其實與當(dāng)時詩歌的發(fā)展是相適應(yīng)的，而《中州集》之目錄編排所體現(xiàn)的，則正是這樣的一種“三期”說。即是說，為文學(xué)史家所持之金代文學(xué)的“三期說”，應(yīng)主要是參考了《中州集》而為的結(jié)果，這是因為，《中州集》對所收詩人的次序編排，基本上是與這種“三期說”互為扣合的。

上面的論述已曾言之，《中州集》的收詩年限，止于王若虛之卒的蒙古乃馬真后二年（1243年），時金已亡國九年。即是說，包括王若虛在內(nèi)的金代已逝詩人之詩，基本上為《中州集》所收錄。對于249位（金顯宗、金章宗除外，下同，不另注）已逝詩人詩作的編排，《中州集》又基本上是以其生年或卒年（指無以考知其生年者）為次序而定的，其大致的情況為：金代初期，卷一；金代中期，卷二、卷三、卷四；金代晚期，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其中雖或小有出入，或者存在著某種特殊個案，但從總的方面講，其實際情況與“三期說”的劃分基本上是互為一致的。為便于認(rèn)識與把握，下面于每期之中各舉數(shù)位詩人以為例說。

（一）金代初期。此期之所以又被稱為“借才異代”時期者，是因為這一時期的金代詩人，誠如莊方《金文雅序》所言，乃“金初無文字”，因“遼人韓昉”與“宋宇文虛中、張斛、蔡松年、高士談輩”的先后歸附，而使“文字煨興”的。即是說，所謂“借才異代”者，主要指的是由遼入金與由宋入金的一批詩人，如韓昉、宇文虛中、張斛、蔡松年、高士談等，即皆為其例。檢核《中州集》卷一目錄，雖然沒有韓昉之名，但宇文虛中、張斛、蔡松年、高士談4人之名則均列其中，且其收詩情況為：宇文虛中50首，張斛18首，蔡松年59首，高士談30首。除此4人外，第一卷所收詩人屬于“借才異代”者，還有吳激（25首）。吳激為“宋宰臣拭之子”，書法家“米芾元章婿也”，因奉使金國，“以知名留之。仕為翰林待制，出知深州，到官三日而卒”[11]。對于吳激為金初“借才異代”詩人者，《中州集》于本卷蔡珪小傳亦有專門的記載，茲不具引。蔡珪本為金代中期的一位著名詩人，并被時人稱之為金代文學(xué)的“正傳之宗”，《中州集》編其于卷一者，當(dāng)主要是因蔡珪與蔡松年為父子關(guān)系而使然。由是而觀，《中州集》卷一所收6位詩人（228首詩），除蔡珪為一特例之個案外，余5人均與“借才異代”扣合。

（二）金代中期。《中州集》卷二至卷四共收錄了37位詩人的737首詩，其中收詩最多的前10名，依次為：周昂100首、劉迎75首、黨懷英65首、趙秉文63首、邊元鼎42首、趙渢30首、李純甫29首、劉仲尹28首、王庭筠28首、路鐸26首。在這10人中，除邊元鼎、劉仲尹、路鐸3人的生卒年難以考知外，余7人的生卒年（生年或卒年）均已知之，依其卒年之序為：劉迎（？—1180年？）周昂（？—1211年）、黨懷英（1134—1211年）、李純甫（1177—1223年）、趙秉文（1159—1232年）、趙渢（？—1196年）、王庭筠（1151—1202年）[12]。僅就這7人言，雖然李純甫、趙秉文是屬于金代晚期的，但從李純甫的創(chuàng)作活動主要在金室南渡之前而言，則上述諸人的“編年”編排基本上是可從的，即《中州集》卷二至卷四所收錄的37位詩人，大體上都是金代詩人之“正傳”。

（三）金代晚期。《中州集》以六卷（卷五至卷十）的篇幅收錄金代晚期詩人詩作的實況，應(yīng)與元好問在聊城“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頗具關(guān)聯(lián)，即其所“記憶”者，應(yīng)主要是去金非遠(yuǎn)的一批“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若為百年前后，則是遠(yuǎn)非憑記憶所能及的。所以，檢驗《中州集》后六卷詩人的編排是否存在著年代差異者，其實只需要以卷五為例即可。卷五共收錄了16位詩人的219首詩，具體為：史肅30首、蕭貢32首、史公奕1首、龐鑄20首、許古4首、王良臣11首、高庭玉4首、李遹6首、馮延登17首、劉祖謙3首、高憲8首、王特起7首、李經(jīng)5首、梁勝1首、趙元34首、完顏璹41首。按以《中州集》卷五所撰16人的小傳之所載，合勘《金史》有關(guān)人物傳、劉祁《歸潛志》，以及胡傳志《金代文學(xué)研究》第三章、第五章等資料，可知這16人的創(chuàng)作活動大都是在金室南渡前后的。即是說，就創(chuàng)作活動言，這16人基本上都是屬于金代晚期的詩人的。

以上所述表明，《中州集》對所收錄的249位詩人詩作的編排，確實是以詩人生活年代的先后而為的，盡管其中或有不確甚至是錯誤，但卻于其總體上的“編年”并無大礙?！吨兄菁返倪@種“以年為序”與“以人系詩”的編排方法，使得這部收錄了251位詩人的2062首詩的詩歌總集，歷史地成為了金代最早的一部詩歌史。而時人與后人通過這部“詩歌史”，不僅可對金代詩人的創(chuàng)作活動、創(chuàng)作規(guī)律，以及當(dāng)時詩歌的發(fā)展概況、風(fēng)格特征、審美趣味等，進(jìn)行較為準(zhǔn)確之把握，而且還能從中獲知，金代詩歌之于五古、五絕、五律、七古、七絕、七律等古、近體詩，與舊題樂府、新題樂府、歌行體、宮詞、詞體藝術(shù)等，乃是應(yīng)有盡有。而這一實況所反映的，則是長期生活于北方游牧文化區(qū)域的金代詩人，在他們“宗唐而變唐”的努力之下[13]，既使得這一時期的詩歌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又于體裁的完備方面可與宋、元時期的詩歌媲美。

著眼于詩歌史的角度進(jìn)行審視，《中州集》所收錄的2062首詩，還重點表現(xiàn)在題材的廣泛性與內(nèi)容的豐富性方面。舉凡存在于唐、宋詩中的關(guān)注社會現(xiàn)實、反映人民疾苦，以及送別酬唱、題詠登覽、山水田園、宴游紀(jì)行、述懷詠物、懷古詠史、憶國懷鄉(xiāng)、閨怨宮詞等，在《中州集》中亦應(yīng)有盡有。其中，又尤以反映社會現(xiàn)實的一系列歌行體之作，令人稱道，如卷三劉迎的《淮安行》、《修城行》、《邊防行》、《摧車行》、《敗車行》、《沙漫漫》，卷五趙元的《鄰婦哭》、《修城去》，卷七雷琯的《商歌十章》等，即均屬于這方面的代表作。又如辛愿《亂后》、《亂后還三首》、李汾《避亂陳倉南山回望三秦》、《避亂西山》等詩，則皆為金末詩人憂時傷亂的佳構(gòu)。總之，這類詩歌以對金代社會種種弊端的揭露與批評見長，因而具有很強(qiáng)的社會現(xiàn)實性。而宇文虛中《白菊》、蔡松年《黃海棠》、蔡珪《葵花》、高士談《梨花》、施宜生《柳》、朱自牧《對雪》、王寂《黃桃花》黨懷英《西湖芙蓉》、周昂《促織》、酈權(quán)《木犀》，以及楊邦基《墨梅》、趙秉文《古瓶蠟梅》、劉仲尹《窗外梅蕾》、麻九疇《紅梅》等詩的存在，又充分表明了金代詩人對于詠物詩的特別雅好與青睞。至于吳激《雞林雜事》、蔡松林《高麗館中二首》、黨懷英《奉使行高郵道中二首》等詩，因其題材的特殊性與內(nèi)容的奇異性，而皆成為了金代奉使詩中的精品之作。凡此種種，均是《中州集》在題材內(nèi)容方面具有包羅萬象特點的最好見證。而后人通過對這些詩歌的具體認(rèn)識，則可從中把握到那個時代跳動的脈搏，感受到那個時代文學(xué)的靈氣與活力。

豐富的文學(xué)史料學(xué)遺產(chǎn)

《中州集》除收錄了2062首詩歌外，還為其中的249位詩人（金顯宗、金章宗無作者小傳）每人撰寫了一篇作者小傳，所以，這部具有“編年體”性質(zhì)的詩歌總集，又實際上是由詩歌本文與作者小傳兩部分所構(gòu)成的。這249篇作者小傳，即是后人藉之以稱元好問編《中州集》的動機(jī)在于“以詩傳史”或“以傳傳史”的重要依據(jù)。這些小傳雖然字?jǐn)?shù)不一、篇幅有別，而傳主的生平事跡也或詳或略，亦繁亦簡，但其卻極具文學(xué)史料學(xué)的價值。具體以言，其作者小傳的文學(xué)史料學(xué)價值，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是保存了大量的詩人生平資料。據(jù)元人王惲《玉堂嘉話》卷八所載，元好問編撰《中州集》時的天興二年前后，當(dāng)時的金王朝雖然備有除金哀宗之外的歷代皇帝的“本朝實錄”（共有金太祖等八位皇帝的“實錄”，金亡后，由張柔送歸元史館），但作為蒙元俘虜且被羈管于聊城的元好問，在當(dāng)時顯然是無法見到這些“實錄”的。而且，這些“實錄”對于為《中州集》撰寫作者小傳而言，其參考價值也是極為有限的，這是因為，其與《中州集》所收錄詩人多為中下層官吏或處士、隱士之類的實況，乃相去甚遠(yuǎn)。即是說，元好問為《中州集》撰寫作者小傳所參考的資料，應(yīng)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他對“前輩及交游諸人”生平事跡的“記憶”，二是采取各種途徑對有關(guān)材料的蒐集。二者的合而為一，即構(gòu)成了一個記載金代詩人生平的資料庫。而這個資料庫，則被元好問以作者小傳的形式予以完整保存。編纂《中州集》而為作者撰寫小傳，元好問雖然是出于“知人論世”的傳統(tǒng)觀念，但卻因此而保存了大量的金代詩人的生平資料，正因此，后人凡研究金代歷史與文學(xué)者，即都將《中州集》中的作者小傳作為重要的參考資料，有的則屬直接抄錄引用，如元人脫脫等所修之《金史》，便為典型的一例。據(jù)有關(guān)的研究成果可知，不僅“《金史》中有74位人物傳記參考了《中州集》”，而且“另一部金史著作《大金國志》的《文學(xué)翰苑傳》，更是直接抄錄《中州集》的作者小傳”[14]，其他如周密《齊東野史》等，亦大都具有如此特點。而那些未被《金史》、《大金國志》等參考引用的作者小傳資料，則因《中州集》而得以保存至今。所以，從這一角度言，《中州集》中的作者小傳是值得特別珍視的。

其二是保存了數(shù)以十計的詩人書目。《金史·文藝傳》有云：“金用武得國，無以異于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盵15]這一記載表明，金王朝不僅相當(dāng)重視“文”的建設(shè)，而且其成就還可與唐、宋比美。而“文”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之一，就是當(dāng)時士大夫文人們的著述。由于《金史》沒有設(shè)置《藝文志》，所以有金一代究竟有多少著述，這是迄今為止誰也難以弄清楚的一個問題，即使如《金史藝文志》的編撰者也不例外。但《中州集》中的作者小傳，卻有助于我們對此之認(rèn)識。如卷一蔡珪小傳云：“有續(xù)歐陽文忠公《集錄金文遺文》六十卷、《古器類編》三十傳、《被南北朝史志書》六十卷、《水經(jīng)補(bǔ)亡》四十篇、《晉陽志》十二傳、《金石遺文跋尾》十一卷、《燕王墓辨》一卷。”共錄載了蔡珪的7種175卷（其中《水經(jīng)補(bǔ)亡》四十篇以一卷計）的著述。又卷三趙秉文小傳云：“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不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yáng)子發(fā)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bǔ)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資暇錄》十五卷。所著文章號《滏水集》者前后三十卷。”合計著述為11種86卷。又卷五蕭貢小傳云：“有《注史記》百卷、《公論》二十卷、《五聲姓譜》五卷、文集十卷，傳于世?！狈?種135卷。在《中州集》中，類此者甚多。如卷二王寂小傳：“有《拙軒集》、《北遷錄》傳于世”；卷八郭長倩小傳：“所撰《石決明傳》，為時人所稱。有《昆侖集》傳于世”；卷十朱弁小傳：“有《曲洧》、《風(fēng)月堂詩話》行于世”。 據(jù)粗略統(tǒng)計，《中州集》共有54位詩人的作者小傳記錄了78種書目，其內(nèi)容則涉及了經(jīng)、史、子、集各個方面。小傳中的這類記載，不僅為后人研究金代詩人的文學(xué)活動、創(chuàng)作規(guī)律，以及其學(xué)術(shù)成就等，提供了最可信賴的資料，并且還因其極具書目文獻(xiàn)學(xué)價值之緣故，而可補(bǔ)《金史》無《藝文志》之闕。

其三是保存了大量的詩人集外詩。作為一部詩歌總集，《中州集》雖然收錄了2062首詩，但這只是“正集”中的具體數(shù)量，即《中州集》所收詩除了“正集”之外，還于“外集”中也收錄了不少金代詩人之詩。所謂“外集”，指的是《中州集》作者小傳中所錄載的各傳主之詩，而這些詩無論數(shù)量多少，都沒有被計入“正集”的數(shù)量之中，所以其實際上就是金代詩人的集外詩。以卷一中的吳激為例，《中州集》目錄明確記載“吳學(xué)士激二十五首”，但小傳中卻另外錄載了吳激的11首詩。其具體為：

這段文字所錄載的吳激的11首集外詩，依序為：《出散關(guān)》、《愈甫索水墨，以詩寄之》、《三衢夜泊》、《太清宮》、《呈正甫》、《游南溪潭》、《飛瀑巖》、《誄鄭邸故伎》、《送樂之侍郎》、《送韓鳳閣使高麗》、《偶題》。其中除《偶題》為五言外，其余均為七言近體，就其平仄、對仗言，似均為七律。如此，則《中州集》實際上共收錄了吳激的36首詩。而小傳所言5首樂府（詞），則均為卷十的《中州樂府》所收錄，且被編于卷首，這樣的安排，當(dāng)是因吳激詞“為國朝第一手”的因由所致。盡管小傳中所錄載的11首詩雖然只各有一聯(lián)，但其卻是頗有助于對吳激詩歌的思想內(nèi)容、藝術(shù)風(fēng)貌、審美趣味等方面之認(rèn)識與把握的。

《中州集》小傳所錄載的集外詩，也有全詩皆錄的，如卷一張斛小傳即為其例。其云：“如賦《小孤山》云：‘天圍秒漲闊，山背夕陽孤。岸樹晴猶濕，汀煙近卻無。巫山對月云，云開千里月。風(fēng)動一天星，河池出郭云。細(xì)草沙邊樹，疏煙嶺外村?！吨薪h樓》云：‘綠漲他山雨，青浮近市煙?！吨星铩吩疲骸律臅r好，人心此夜偏?！端砷T峽》云：‘春木有秀色，野云無俗姿?！x《禮部侍郎張活然海亭》云：‘晴光搖碧海，遠(yuǎn)色帶滄州?！仲x《臨海亭》云：‘雨聲喧暮島，水色借秋空。’《秋興樓》云：‘碣石晚風(fēng)催雁急，昭祁寒漲與云平?！硕嗾b之?！边@里共錄載了張斛《小孤山》、《中江縣樓》、《中秋》、《松門峽》、《禮部侍郎張浩然海亭》、《臨海亭》、《秋興樓》7首詩，其中《小孤山》凡12句，可知其當(dāng)為一首完整的五古。類似的情況，在《中州集》作者小傳中乃甚多。但也有于小傳中不錄載傳主之詩而錄載他人之詩者，如卷二張子羽小傳即為其例。此小傳共錄載了與張子羽為師友的可道上人、鮮于可、高鯤化、王景徽、吳縯5 人之詩，前4人各1首，吳縯則多至3首，且皆為全詩，這種情況，在《中州集》所有的作者小傳中，雖然并不多見，但卻是一種值得注意的類型。也有集外詩較“正集”為多的，如卷二施宜生收錄詩4首，其小傳所錄載的詩卻為5 首，且《山谷草書》、《社日二首》皆為完整之作。

據(jù)統(tǒng)計，《中州集》作者小傳共錄載了82人的207首集外詩。其具體為：吳激11首、張斛7首、祝簡2首、可道上人1首、鮮于可1首、高鯤化1首、王景徽1首、吳縯3首（可道上人、吳縯等4人6詩，均附見張子羽小傳）、施宜生5首、朱自牧2首、孫九鼎2首、趙可1首、張公藥4首、任詢3首、馮子翼1首、史旭3首、邊元鼎2首、王寂4首、趙渢3首、張春娥1首（附見劉昂小傳）、劉昂2首、師拓5首、酈權(quán)13首、王良臣2首、李遹4首、馮延登2首、王特起3首、麻九疇2首、劉從益1首、王渥2首、王涿5首、呂中孚1首、劉勛3首、秦略2首、張琚2首、劉紹宣1首（附見馬天來小傳）、馬天來4首、申萬全1首、王革3首、劉昂霄2首、王萬鐘3首、雷琯1首、王賓4首、史學(xué)妻李氏1首（附見史學(xué)小傳）、楊叔能1首（附見王元粹小傳）、王郁6首、晁會6首、魏道明2首、郭用中2首、高公振1首、張運(yùn)彀3首、韓玉2首、盧元1首、苑中1首、盧洵1首、劉光謙1首、張德真1首、田錫1首、張介1首、張澄1首、宗道1首、王敏夫4首、呂大鵬1首、張溫1首、馬舜卿1首、孫鐸1首、高汝礪1首、劉無黨1首、高特夫2首（劉、高二人詩均附見孟宗獻(xiàn)小傳）、張檝2首、趙秉文1首（附見王中立小傳）、王予可10首、王或4首、辛愿5首、李汾1首、司馬樸1首、何宏中1首、姚孝錫12首、楊尚書1首、雷希顏1首、王仲澤1首（楊尚書等三人附見元德明小傳）、李長源1首。需要加以說明的是，在這81人的207首詩中，尚有作者未為“正集”所收錄者，如可道上人、鮮于可、高鯤化、吳縯、張春娥、史學(xué)妻李氏等人，即皆為其例，而其所錄載之詩，則有如上所言之一聯(lián)的，也有全篇之作的。這些集外詩的存在表明，《中州集》所收錄的詩人及其詩歌，實際上是超過了傳統(tǒng)之說的251人的2062首詩的。

總體而言，《中州集》作為一部詩歌總集，其不僅為搶救金代的文學(xu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xiàn)，使后人對金代詩人詩作的研究有了最權(quán)威性的文獻(xiàn)依據(jù)，而且其所涵含的“詩傳合一”的編輯體例，“以詩傳史”的編輯思想，“以年為序”的編輯方法等，對于后世的詩選家均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如錢謙益編《列朝詩集》、吳之振等《宋詩鈔》、顧嗣立編《元詩選》等，即皆與《中州集》關(guān)系密切。以錢謙益為例，“他四十來歲時，就有志于仿效元好問編《中州集》錄有金一代之詩并附列詩家小傳的做法，一度編次明代的《列朝詩集》”，最后則“歷三年而終于完成”[17]。錢謙益是明末清初文壇的領(lǐng)袖，著名的文學(xué)家，在文學(xué)、史學(xué)等方面均成就卓著，其《列朝詩集》“仿效元問好編《中州集》”者，是《中州集》對后世詩選家產(chǎn)生影響的最有力證明。

﹝注釋﹞

[1]這三部總集的具體刊刻時間如下：《中州集》為公元1249年，見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附錄十一《繆輯年譜下》，第725頁；《宋詩選》為“康熙辛亥”，即公元1671年，見中華書局版《宋詩選》卷首載吳之振《序》，第4頁；《元詩選》共由初集、二集、三集組成，其分別刊行時間依序為公元1693年、公元1702年、公元1720年，見中華書局《元詩選》初集上冊所附之《出版說明》，第1頁。

[2]據(jù)元好問《<中州集>序》與張德輝《<中州集>后序》所載，元好問《中州集》編于金哀宗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留滯聊城”的五月，于當(dāng)年“十月二十二日”即“為一編”，且“目曰中州集”，并作《<中州集>序》；蒙古海迷失后元年（公元1249年），《中州集》得到真定提學(xué)趙國寶之資助而梓行于世，前后歷時凡17年之久。

[3]轉(zhuǎn)引自胡傳志《金代文學(xué)研究》第三章第四節(jié)，安徽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頁。

[4]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中州集》，中華書局1963年影印本。第1706頁。

[5]元好問《挽趙參謀二首》其二，《元好問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頁。

[6]元好問《中州集序》，《中州集》卷首附，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頁。

[7]由魏道明編輯、商衡手抄的這部《國朝百家詩略》，雖然難以獲知其具體情況，但可以肯定的是，書名中“百家”之“百”非為確數(shù)，對此，宋人王安石《唐百家詩選》之“百家”、洪邁《萬首唐人絕句》之“萬首”，均可為之佐證，因為據(jù)孫琴安《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可知，《唐百家詩選》實際“選唐詩人一百零四家”，《萬首唐人絕句》實際收錄唐人絕句是“詩近萬首”。

[8]以上合計8人之集現(xiàn)存的具體情況為：蔡松年《明秀集》，有《九金人集》本、四印齋本；王寂《拙軒集》，有《九金人集》本、《畿輔叢書》本、《叢書集成》本；王庭筠《黃華集》，有《遼海叢書》本、《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續(xù)編》本；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集》，有《四部叢刊》本、《畿輔叢書》本；王若虛《滹南遺老集》，有《四部叢刊》本、《叢書集成》本、胡傳志、李定乾校注本（遼海出版社2006年版）；李俊民《莊靖集》，有《九金人集》本、《山右叢書初編》本；段克己、段克成《二妙集》，有《九金人集》本。另房琪編《河汾諸老詩集》，有張正義、劉達(dá)科校注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其所收8位金代遺民詩人，分別為麻革、張宇、陳賡、陳庾、房皡、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謙。其中，李俊民與“河汾渚老”共9人之詩，未被《中州集》選錄。

[9]郭元釪《全金詩》編輯于清康熙五十年，刊行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薛瑞兆、郭明志重編《全金詩》為南開大學(xué)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二者之間相隔為整280年。

[10]對金代文學(xué)的分期，“三期說”雖然廣為研究者所接受，但在具體的時間劃分上，卻是眾說不一，如孫望、常國武《宋代文學(xué)史》、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xué)史》之于金代文學(xué)的分期，就各不相同。另可參見中華書局版《中州集》的《出版說明》的第二部分。本文此處的分期，所據(jù)為《宋代文學(xué)史》。

[11]《中州集》卷一《吳學(xué)士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2頁。

[12]以上7人的生卒年（含生年或卒年），主要參考孫望、常國武主編《宋代文學(xué)史》下冊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而為，特此說明。

[13]參見拙作《金元詩人與唐詩的關(guān)系探論》，載《江淮論壇》2009年2期。第144頁—151頁。

[14]胡傳志《金代文學(xué)研究》第三章第一節(jié)，安徽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頁。

[15]《金史》卷一二五《文藝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13頁。

[16]《中州集》卷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2頁—13頁。

[17]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之《出版說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1頁。

本文原載《三峽大學(xué)學(xué)報》2010年4期，第38—42頁。

感謝王輝斌先生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