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置：一位中古詩人別集的三個清抄本
田曉菲撰
卞東波 葉楊曦譯
譯文原載程章燦教授主編《古典文獻研究》第十五輯，鳳凰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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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一、引言
二、王績與他的兩位編者
三、陸淳的真正編選標準探賾
四、壓制庾信
五、結語
一、引言
雖然王績（590？-644）也許算不上唐代最重要的詩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千多年來，其文集的流傳呈現(xiàn)給我們的是戲劇性的迂回曲折。最近一次發(fā)生在不到二十五年前，當時發(fā)現(xiàn)了王績集的三種抄本，其中一個本子抄寫于十八世紀，另兩個則均抄寫于十九世紀。[1]盡管出自眾手，但這三個抄本在排序和內(nèi)容上完全相同，代表了王績集一種被認為是已佚的版本。[2]與通常流傳的刻本相比，這個新發(fā)現(xiàn)的抄本系統(tǒng)的版本多出近百篇詩文，共有五卷，而通行的版本為三卷。[3]這一發(fā)現(xiàn)使王績集的內(nèi)容擴充了兩倍，并且極大地改變了對其作品的批評接受；這確實可以被認為是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之一。不過，盡管它很重要，這一發(fā)現(xiàn)實際上卻并非王績集流傳史中最激動人心的部分,因為如果綜觀整個流傳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文集的規(guī)模起初在縮小，然后擴大，接著愈發(fā)膨脹，這一過程給我們提出了很多從中古時期到中華帝國晚期有關詩人、編者、讀者、抄手以及刊印者之間互動關系的謎題與有趣的視點。
在本文中，我提出王績辭世后不久即編成的王績集原本被一位八世紀晚期的編者按照當時的特殊文學風尚作出刪削去取，從而出現(xiàn)了一個受到“中唐”文學趣味影響的選本。由于這一選本日后變成了最通行的版本，并在中華帝國晚期多次刊印，王績的形象遂被簡化成一位風格質(zhì)直樸拙、似乎帶有“復古”傾向的詩人。這一形象掩蓋了王績對南朝宮廷詩歌傳統(tǒng)的繼承。他最重要的詩歌榜樣不是別人，正是庾信（513-581）。庾信是六世紀下半葉最著名的詩人，其詩作代表了南朝宮廷文學的最高成就，并具有鮮明的個人色彩。本文試圖重建王績（及庾信）的文學“譜系”，同時希望引起讀者關注王績個案所蘊含的某些重要議題：也即在唐代，詩歌趣味的變換如何影響一位詩人選集的制作；這一選集在后代又如何影響文學史的書寫；以及在我們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尤其是在中古文學的研究中，手抄本文化及其后來與印刷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是一個我們不能再繼續(xù)忽視下去的重要因素。
【中略】
五、結語
王績的個案——他的集子是怎樣編輯與流傳的，是怎樣縮減和擴充的——對研究中國中古時代的學者來說，頗有啟示意義。近年來學界對印刷文化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但我們不能忘記印本從來不曾完全取代抄本：手抄本直到十九世紀晚期依然是文本傳播的一種主要方式。[1]許多書籍從未刊行，因而流傳范圍非常有限，也很少或者完全不曾受到學者關注。
為什么人們即使在刻本有巨大市場的時候依然繼續(xù)抄寫書籍呢？答案是多種多樣的。有人抄書是因為買不起刊本；有些人如大藏書家黃丕烈（1763-1825）認為抄寫是學術活動，他們抄寫的同時也在?？保挥行┤艘蛩钑旧砭褪浅径瓕?，而且，除非有經(jīng)濟實力的人決定付諸劂剞，否則稿本只能以手抄本形式流傳。這種情況，不只出現(xiàn)于白話小說如《金瓶梅》上，在刊印前至少二十五年里，它只在少數(shù)精英文人間以抄本形式流傳，而且在被視為初唐次要詩人王績的個案中我們也能看到。在中華帝國晚期，人們也抄寫更早的宋元刊本；有時抄手為富有的主人雇用，小心翼翼、盡其可能地照樣復制原本。如此完成的手抄本被稱作“影鈔”，價格昂貴，有時甚至超過原始的刻本。[2]
除了傳說中的“北宋刻本”外，三卷本《王績集》的主要版本——趙琦美的抄本與孫星衍抄自抄本的抄本——直到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晚期才付諸刊刻。即使我們愿意相信“北宋刻本”的模糊不清的存在，也不應忘記它最早源出于唐抄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以抄本形式存世。事實上，最重要的兩個版本，即林云鳳本與五卷本，僅以抄本形式傳世，藏于私人之手，在小范圍的熟人圈子內(nèi)流傳。三卷本被刊刻，五卷本并未刻印，這也許部分由于歷史的偶然，部分由于王績在文學史上的邊緣地位；但三卷本一旦被刊刻，其流行度與日俱增，五卷本完全湮沒無聞。這一點值得我們注意，因為它不僅幫助我們理解印刷出版和文學經(jīng)典與風尚之間的關系，還喚起我們對手抄本的地方性的注意，而手抄本構成了所有刻印本的基礎。
這里“亡佚”與“發(fā)現(xiàn)”的含義變得復雜：到底在何種意義上，包容于三部手抄本中的《王績集》五卷本“亡佚”了？因為這三部手抄本都藏于中國著名的圖書館——兩本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前北京圖書館），一本藏于上海圖書館。我們意識到，五卷本直到被“發(fā)現(xiàn)”前并未“亡佚”——也就是說，它曾經(jīng)在私人收藏里，作為一種地方現(xiàn)象，存世并流傳，直到現(xiàn)代公共圖書館獲得這些抄本，并將其納入不見天日的館藏，就像是博物館將藝術品從私人手中收歸公有那樣；然后，當學者追蹤到圖書館的書庫時，現(xiàn)代印刷媒體強力地迫使公眾注意到它們的“亡佚”。在許多方面，《王績集》的流傳史是現(xiàn)代社會地方與國家話語之間相互沖突與協(xié)商的一個寓言。
在丁香對于王績詩歌的細致研究中，她發(fā)現(xiàn)“1987年[韓理洲《王無功文集五卷本會校》的出版時間]以來，任何研究王績的學者都必須考慮兩種版本的文本差異——而且，還必須主要依賴后者[五卷本]。”[3]“主要依賴后者”說出了文學研究者希望能夠訴諸一個能反映王績本來面目的、具有權威性的固定版本，然而三卷本（包括林云鳳本）和五卷本都代表了一個抄寫、選編與中介的長久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始自中唐，持續(xù)至十九世紀。雖說如此，我們確實必須考慮兩個版本的文本差異，而且不僅要研究不同的異文選擇（除了抄寫者因形近或音近而造成的明顯訛誤）如何影響我們對特定詩作的解讀，還要探討不同版本如何反映不同的編選理念。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不同的編選理念不只局限于維護王績高潔隱士形象的完整性，還與文體風格的選擇以及和此種選擇建立起聯(lián)系的道德價值觀念相關。
有時，意識到手抄本文化以及手抄本文化中各種抄寫、編輯整理、遴選活動（這三類活動常常合為一體）的特性，會讓我們避免違犯歷史精神的時代錯誤。在最近一部唐代文學史中，有關王績的章節(jié)稱其文集沒有一般詩人集子里常見的酬唱之作。[4]即使我們只通讀一下三卷本，也會發(fā)現(xiàn)這一印象并不完全準確；如果我們再比較一下三卷本與五卷本，就會發(fā)現(xiàn)它完全錯誤，因為在五卷本中，我們看到許多詩作較其在三卷本中的題目更長，這些詩作題目中多出來的部分都是敘述寫作這些詩的社交場合的。例如，本文前引的《觀妓》，五卷本題作《裴仆射宅詠妓》。在標準三卷本中僅僅題作《策杖尋隱士》的一首詩，在五卷本中作《盧新平宅賦古題得策杖隱士》。《游仙》是個相當概括化的題目，在五卷本中原來作《過山觀尋蘇道士不見題壁四首》。[5]這是由于中古抄手常常會刪去一首詩題目中對作詩場合的標示以求縮短詩題。和大多數(shù)中國隱士一樣，王績雖然從官場生活中隱退，但并未離開社會生活，從王績文集中尋找剔除了社會生活影響的“純粹”詩歌是一種錯誤的導向。
審美的考慮經(jīng)?？梢哉诒卧谖谋井愇牡倪x擇里蘊涵的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關懷。以王績名作《野望》中的一聯(lián)為例：“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扒锷币蛔鳌按荷薄6]當然了，這兩句有名的詩很可能是王績在模仿他的宗師庾信筆下的“樹樹秋聲，山山寒色”。[7]但沒有理由認為王績一定原封不動地照搬而絕對不會對庾信的原句加以改造。異文“春”極大地改變了此聯(lián)的基調(diào)：如果說“秋色”與“落暉”是不難想見的對偶，表示衰敗與憂郁，那么，一聯(lián)中并置“春色”與“落暉”則使全詩復雜化，出人意料而且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異文“春”卻完全受到忽視：學者們非常希望將此詩視為哀挽之作甚或是對隋朝命運的悲歌，以致完全忽略了其它的文本可能性與闡釋可能性。[8]但有關手抄本文化中文本不確定性的認識應該讓我們駐步反思。將所有中古文本都當成是作者本人所認可的固定文本——這樣的幸福時代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必須直面文本流傳史中的抄寫/編輯整理/遴選活動，評估它怎樣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學史與文化史的版圖。
[1]詳見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rue: The Recordof a Dusty Table，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7，221-222頁。
[2]例見章宏偉關于大藏書家、出版家毛晉（1599-1659）雇用抄手進行“影鈔”的討論；見氏著《出版文化史論》（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年），第196-197頁。毛晉之子毛扆（1640-1713）曾請求其師錢梅仙影鈔蘇體陶淵明集舊刊本，錢梅仙用半年時間才得以完成；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第48頁。
[3]丁香《野鹿與翔鳳》，第150頁。
[4]喬象鍾、陳鐵民《唐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第67頁。
[5]《文苑英華》中此詩列于《尋蘇道士效作》題下，見《文苑英華》卷二二五，第1126-1127頁。
[6]林云鳳版本作“春色”，孫星衍版本注曰：“一作‘春色’?！?/span>
[7]庾信《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志銘》，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一八，第3968頁。
[8]關于歷代論者將此詩當作哀嘆隋朝命運的評語，見《王績研究》，第376、380頁。
【中略】
[1]一個抄本是大興朱筠（1729-1781）的家藏鈔本；陳文田于1865年寓居北京宣南地區(qū)時曾抄寫此本，宣南是清代漢人聚居地，進京趕考的文人經(jīng)常居住于此。陳文田很可能是位外省文人。第三個本子為山東諸城李梴（1793年進士）1814年以后所抄。關于這些抄本的真實性與譜系，參見張錫厚《關于王績集的流傳與五卷本的發(fā)現(xiàn)》，載《中國古典文學論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第70-95頁。此后收入其專著《王績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5），第161-203頁。亦可參韓理洲《王無功文集五卷本會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7-10頁。
[2]也有人提出這些更全的抄本也許包括王績原集里本不存在而后來才從“其它文本來源”中被收入王績的詩作。但考慮到宋前詩文的文本傳播方式，這種情況很不可能。直白地說，在北宋時期某一特定時間段以后，宋前文學的文本數(shù)據(jù)來源已被固定化和標準化；這些數(shù)據(jù)來源絕大部分至今為我們所知；在中華帝國晚期，除非是刻意作偽，人們通常并不會從我們現(xiàn)在完全不了解的“其它文本來源”中突然找到一首唐代佚詩。
[3]五卷本的王績集似乎從未刊印過，因此僅為極少數(shù)人所知。王重民（1903-1975）認為它在元、明之際已經(jīng)亡佚；《敦煌古集敘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第286頁。萬曼（1903-1971）提到他曾于北京圖書館（現(xiàn)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書目中發(fā)現(xiàn)過五卷本的王績集，但他并未親見，也未繼續(xù)考察；萬曼《唐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2頁。《唐集敘錄》在作者辭世后的1980年出版，直到那時，此條關于王績集的信息才引起學者的注意。韓理洲和張錫厚似乎同時開始追蹤五卷本王績集，并分別于20世紀80年代初發(fā)表研究成果。在《王績研究》后記中，張錫厚提及，受《唐集敘錄》啟發(fā)，他在1982年找到了三個五卷本，然后于1983年完成對版本的?？闭?；但由于種種原因，他的專著直到1995年才出版（作為《王績研究》的一部分）；《王績研究》，第445頁-448頁。另一方面，韓理洲?？闭淼陌姹净谒麑θ齻€五卷本和一系列三卷本的研究，出版于1987年；此書從那時起一直為唐代文學研究者所廣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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