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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對1714-1919年間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進行較為全面的研究。以文獻為出發(fā)點，從書目整理、版本?？薄⑽谋娟U釋、文體考辨等方面，論述《金瓶梅》《聊齋志異》《紅樓夢》及“才子書”等在西方的流傳、翻譯、研究等情況，嘗試構(gòu)建以文獻、文體、文本為三大要素的西方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體系。并在“中學西傳”和“西學東漸”雙向交流的背景下，探討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在西方漢學、近代中國小說研究中的意義。

宋麗娟，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訪問學者。主要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的早期翻譯與中西文學文化關(guān)系研究，研究成果發(fā)表于《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學遺產(chǎn)》等期刊；出版專著《“中學西傳”與中國古典小說的早期翻譯（1735—191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該書獲第十四屆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著作類二等獎。

本書共分為六章。第一章“西人所編中國古典小說書目及其學術(shù)史意義”從目錄學的角度切入，對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西人所編中國古典小說書目進行整理和研究。

本章搜集爬梳了《皇家圖書館寫本目錄》《國王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和新目錄規(guī)劃》《馬禮遜手稿書目》《御書房滿漢書廣錄》《鮑迪埃中文藏書書目》《牛津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目》《漢籍解題》等三十余種西人所編中國古典小說書目，并指出西人所編中國古典小說書目，在“中學西傳”特定的歷史語境和文化視閾中萌蘗與茁發(fā)，先天地攜帶著十八世紀以來中國小說在西方翻譯傳播的因子，不僅勾勒出中國古典小說西譯的大致進程；同時又反映了編纂者的小說觀念，與十九世紀以降西方漢學的發(fā)展相呼應，在中國傳統(tǒng)目錄學對說部（尤其是通俗小說）著錄相對缺失和滯后的境域下，異軍突起，成為促進中國小說目錄學發(fā)展的異質(zhì)文化資源。

而西方漢學家所編中國古典小說書目主要有三種存在形態(tài)，或存在于西人關(guān)于中國文學的著述中，或存在于西人關(guān)于中國典籍的著錄中，或存在于西人編撰的圖書館藏書目錄之中。這些書目以其獨特的存在形態(tài)和著錄方式，將中國傳統(tǒng)文獻學和西方漢學相勾連，在中西小說觀念的碰撞和融通中，促進了中國小說目錄學的學術(shù)構(gòu)建，推動了西方漢學的學科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史意義。

第二章“西方中國古典小說版本意識的歷史嬗變及其?？睂W價值”采用版本學的方法考察西方漢學家對中國古典小說版本“一書各本”現(xiàn)象的關(guān)注和研究。

本章以西方學者對《玉嬌梨》《穆天子傳》《聊齋志異》的版本處理為中心，描述西方漢學家對中國古典小說版本意識從沉潛到萌發(fā)再到自覺整理的歷史嬗變。并指出西方漢學家將西方傳統(tǒng)的文本校勘學和中國傳統(tǒng)乾嘉學派的考證方法相結(jié)合，不僅激發(fā)了西方學者小說版本意識從沉潛到萌發(fā)再到自覺整理的變化，而西方學者將考證?？钡姆椒ㄒ肭螌W派忽視的中國古代小說的版本整理的做法，無疑在小說版本的研究上占了先機，從對版本的重視、內(nèi)容的?？焙桶媸降霓D(zhuǎn)換等三個方面，對中國小說版本?？睂W的建立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第三章“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選本與小說的文本化”從文本的角度切入，考察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選本及其文本化過程。

西方漢學家編選的中國古典小說選本，是中國古代小說在西方文本化的重要途徑，主要有西人編纂的中國古典小說譯文選集、中國文學作品選和中國文學史著作等文本形式。這些文本集譯本、樣本、選本于一體，相應地具有間質(zhì)性、展示性與批評性等特征與功能。通過翻譯、展示和批評，西人編選的中國古代小說選本不僅實現(xiàn)了中國古典小說在西方的文本化，而且自覺地以西方的小說觀念審度中國小說，從小說的譯名、起源、類型等方面實現(xiàn)了對中國小說文體的認識和建構(gòu)，進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小說在西方的經(jīng)典化進程。

此外，本章還對法國漢學家巴贊編撰的《元代》展開較為細致的研究，不僅梳理《元代》所著錄的作家作品，探究《元代》所呈現(xiàn)的元代文學的全貌，而且將《元代》置于中國文學史學史的語境中，重新審視其在中國文學史學史上的重要意義。

第四章“插圖與中國古典小說域外的視覺傳播”。明清時期的中國古典小說大都配有插圖，插圖與小說文本相互補充、相得益彰。而當中國古典小說經(jīng)由翻譯越界游旅于西方時，生成了中國古典小說的一種衍生的文本形態(tài)，即中國古典小說的西譯文本。中國古典小說西譯文本亦較早就開始添加插圖，本章即對中國古典小說西譯本的插圖進行考察，指出中國古典小說西譯本插圖的發(fā)展軌跡大致與中國古典小說在西方的翻譯進程相吻合，經(jīng)歷了一個從濫觴到發(fā)展再到逐步完善的歷史嬗變，且小說譯本插圖受到了西方中文書籍的收藏狀況、西方漢學的研究進展及西方印刷技術(shù)水平等諸多因素的制約。

此外，中國古典小說譯本中的插圖不僅具有提示文本情節(jié)、展示人物形象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具有重要的文獻資料價值。同時又將西方流行的藝術(shù)風格和中國插圖藝術(shù)相結(jié)合，形成了獨特的藝術(shù)風格。中國古典小說西譯文本插圖，作為中國小說插圖的域外生成，是中國古典小說插圖的有益補充和有機組成部分，促進了中國小說在西方的閱讀和傳播。

此外，本章還對明清外銷瓷與中國古典小說的圖像傳播展開具體考辨，指出瓷器充當了中國古典小說插圖的物質(zhì)載體，不僅構(gòu)成了中國古典小說器物傳播的一種重要方式，促進了中國古典小說插圖在西方的傳播，而且為中國小說西譯文本添加的插圖提供了諸多借鑒。

第五章“'才子書’：明清時期一個重要文學概念的跨文化解讀”將“才子書”置于“中學西傳”與“西學東漸”的中西文學文化的雙向交流中，探究“才子書”在西方的譯介、研究和接受，并通過“才子書”的歷時性研究，辨析西方漢學和國內(nèi)小說研究的互動，進而在西方漢學和國內(nèi)小說研究的耦合關(guān)系中重新審視和研究“才子書”。

本章指出“才子書”是明清時期一個重要的文學概念和文化現(xiàn)象，而“才子書”的西游和東洄又構(gòu)成了一種雙向互動的耦合關(guān)系，共同促進了中國小說研究的深入和發(fā)展。首先，明清時期“才子書”在國內(nèi)的流行無疑觸發(fā)了西人對“才子書”的關(guān)注和譯介，“才子書”是最早譯成西文的中國小說，亦是早期小說譯介用力最多的地方。

其次，西人在前漢學時期對“才子書”的譯介和研究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十九世紀初漢學的正式成立，而且促使“才子書”的譯介和研究成為早期漢學研究的重要傳統(tǒng)。

再次，十九世紀西人對“才子書”的譯介、研究和接受在漢學促力下不斷推進和深入，不僅譯介的“才子書”種類和譯本增多；而且就“才子書”的概念由來、書目著錄及其文體特征展開了多方面的研究；且西人對“才子書”的接受又逐步滲入西方的文學創(chuàng)作、漢語學習及漢學學術(shù)研究等諸多領(lǐng)域。

最后，現(xiàn)代的漢學研究不僅繼承了早期漢學“才子書”的研究傳統(tǒng)，在對小說評點細讀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凸顯“才子書”的文人性；而且在當代中西學術(shù)交流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內(nèi)小說研究的動向，促使國內(nèi)小說研究從對“才子書”通俗性的重視轉(zhuǎn)向?qū)ζ湮娜诵缘纳钊胩骄俊?/p>

第六章“中國古典小說名著在歐美的著錄與接受”?！督鹌棵贰贰读凝S志異》《紅樓夢》等中國古典小說皆鮮見于晚清官私書目，卻較早受到西方藏書家和目錄學家的關(guān)注，被著錄入《馬禮遜手稿書目》《皇家亞洲學會中文文庫目錄》《劍橋大學圖書館威妥瑪文庫漢、滿文書籍目錄》《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中文、韓文和日文書籍目錄》等西人編纂的中國書目。

本章即探析十九世紀西方藏書家、目錄學家對《金瓶梅》《聊齋志異》《紅樓夢》等中國小說名著的著錄，及其對中國小說的認知與評價，并進而描述《金瓶梅》《聊齋志異》《紅樓夢》等中國小說名著在西方的翻譯和接受狀況。

自2005年以“中國古典小說的早期西譯”為博士論文選題，2009年博士論文初成，到2017年《“中學西傳”與中國古典小說的早期翻譯（1735—1911）》出版，再到2021年《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1714—1919）》書稿付梓，十六年的時光如白駒過隙。《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1714—1919）》是在《“中學西傳”與中國古典小說的早期翻譯（1735—1911）》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地深入和拓展。

《“中學西傳”與中國古典小說的早期翻譯（1735—1911）》重在對中國古典小說西譯文本的整理和研究，如編纂中國古典小說早期西譯文本簡目，描述中國古典小說西譯從濫觴到發(fā)展再到逐步完善的歷史嬗變等等。《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1714—1919）》旨在對1714年至1919年間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進行整體考察，在厘清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范疇的基礎(chǔ)上，嘗試構(gòu)建西方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體系，并探討其與國內(nèi)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的關(guān)系。

陳寅恪先生曾說：“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相成之態(tài)度，乃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币蛑凇爸袑W西傳”與“西學東漸”的雙向交流中，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與國內(nèi)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guān)系。中國古典小說這一研究客體的同一性構(gòu)成了兩者的親緣關(guān)系和對話基礎(chǔ)。而西方學者和國內(nèi)學者之研究主體的差異性，及其所承襲的文化、學理、傳統(tǒng)、觀念等諸多不同，又形成了對話內(nèi)容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可以說，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構(gòu)成了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的另一種維度。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和國內(nèi)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相輔相成，共同促進了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的深入和發(fā)展。

《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1714—1919）》即是對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進行整體考察的一種嘗試。簡而言之，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肇始于漢籍的搜藏和編目，在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和閱讀中逐漸拓展，又在對中國古典小說的闡釋和研習中走向?qū)I(yè)化，形成了重視文獻、文本、文體的學術(shù)傳統(tǒng)與研究體系。而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學者既自覺地以西方的理念審視中國古典小說，又有意識地借鑒中國傳統(tǒng)之學，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本就是中西互動互融、相輔相成的過程。

書中的部分章節(jié)，曾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chǎn)》《中國文學研究》《明清小說研究》《紅樓夢學刊》《蒲松齡研究》等刊物發(fā)表，感謝編輯部老師們的指導和幫助！

也特別感謝師母孫菊園老師和導師孫遜老師！浮生若夢，師母的朗朗笑聲、老師的諄諄教誨猶在耳邊，奈何其人已遠。愿以此書答謝他們十余年來的悉心引導和支持。

由于個人學力有限，書中難免疏漏之處，敬請學界同仁多提寶貴意見。

宋麗娟

辛丑仲秋于滬上平陽居